民粹主义：迈向民主，归于无序

程亚文，《财经》2018年刊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大区的独立公投，不久前在西班牙内部引来激烈政治博弈，也引起了世界的较多关注。把它与2016年出人意料的英国公投脱欧、无厘头的美国总统大选放到一起，一幅被称作为“民粹主义”的场景，已在全球各地蔓延，并在不少国家撕裂原有的政治面貌。“民粹主义”也可说成“平民主义”，两者在英语中是同一单词，但后者在含义上更多是褒义，而前者更多带有贬义，是对政治混乱现象的一种表述。“民粹主义”真是一个“坏东西”？如果“坏”的话，又到底“坏”在哪里？

精英民主的反转

时间放远一点，“民粹主义”早已有之，但从未象今天这样在广大的空间和人群中蔚然成流，它最近几年在很多国家“闪亮登场”，实际上是民主在20世纪以来不断发展的必然后继。

美国已故政治学家塞谬尔·亨廷顿认为近两百年来，世界已发生三波民主化浪潮，有两波都完全发生在20世纪，而第一波则是从19世纪下半叶一直延伸到20世纪。民主价值的被接受和民主政治在全球的普及，从来没有像在20世纪那样成为主流叙事和实践。一百多年前，在绝大多数国家，政治仍只是少数人的事，与普遍人无关，而到20世纪初，西欧和北美国家的所有成年男子和妇女开始获得普选权，这些国家的政治也发生了由“精英民主”向“大众民主”的根本转变，“民主”终于部分落实了它本来的含义（无论“精英民主”还是“大众民主”的概念，都含有语义上的矛盾）。

人们对“民主”的认知上，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转折。在20世纪刚刚翻开时，以法国社会学家勒庞的《乌合之众》一书为代表，社会思潮还在延续着欧洲古典时代对民主制的微词，认为大众的“集体心灵”是病态的，是类似于“女性的野蛮人或法翁”，“他们满脑子奇思怪想，奴颜婢膝令人厌恶，他们轻信、神经质，时而狂暴，时而温顺，喜怒无常”，而文明意味着男子气概。然而，随政党在20世纪的普遍兴起，人们发现非理性的大众是可以被政党所调理的，在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等思想大家的导演下，被看成乌合之众的大众、被作为选举机器的政党、被视为有效治理力量的精英，竟然统一在了同一个屋檐下，一起唱出了现代民主的交响曲。

“民主是个好东西”。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民主表现出了向好的一面，实际上不是因为民主很充分，而在于在民主化的同时，又始终存在着对民主的限制。20世纪逐渐普及的，乃是选举民主，它使民众在一些重要环节参与了政治议程，但并不能参与政治的全部，很多政治环节和议程，仍在选举民主的范畴之外。这使得在“民主”的衣表下，一方面民意得以舒张，另一方面仍保障着精英治理。大众意愿与精英治理间的平衡，使政治制度仍能保持一定弹性，也使政治过程基本可控，政治状态基本良好，政治议题基本适度。

然而，选举民主也为走向更高程度民主、突破国家原定契约创造了条件，它的一种表现形式就是民粹主义，一切以民众即时变幻的意愿为转移，由此造成的问题，是国家要负担起国民的更多权利要求，结果透支国家资源，使国家陷入衰败；而更加糟糕的是，一切既存现状皆可被质疑，国家形成为政治共同体时的约定被摧毁，政治动荡因此发生。

民主的本意是民众自己当家作主，就此而言，公投最能体现民主。然而，加泰罗民亚独立公投、英国脱欧公投、以及之前的苏格兰独立公投为何在欧洲引来强烈担忧，被普遍认为是民粹主义的高涨？来看全民公投的几个假设：第一，民众是理性的；第二，即使民众是非理性的，它也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第三，多数人的意愿总会是合理的。问题是：1%压倒99%是绝对独裁，99%压倒1%是绝对民主，那51%压倒49%又是什么呢？是不完美的民主，还是“多数人的暴政”？何况那51%里，有相当一批是今天投了票、看到结果了，明天就可能后悔投错了票的人。

在特别重大的议题上，举办全民公投、简单多数胜出的方案看起来合理、符合民主精神，然而，政治的内涵并不只是民主，还有有效的国家治理，如果被滥用的民主损害了国家的稳定存在和政府的组织效能，民主终将不能保卫民主。霍布斯写作《利维坦》、华盛顿推动建立新国家时，首先考虑的并不是民主，而是政府能不能组织起来、国家能不能有力应对危机。如果民主冲击了国家存在的底线，那这样的民主已不应在合理的政治议题之内。民众在很多时候是非理性的，约翰·穆勒在19世纪60年代思考代议制民主问题时，曾经提出为防止民众因智识限制而不当使用决策权，应当修订“一人一票”的思路，让贤能者可以拥有复数投票权。国家是民众授权的，为防止权力滥用，理应受到民众监督，它在让渡决策权给民众时，也应设制一定程序，约束民众的非理性倾向，如在全民公投中规定压倒性多数的比例，议题越重大，达到胜出的多数比例应越高。在英国、美国乃至很多国家抬头的民粹主义，可能会对消三百年来代议制度的优点，让本该自主并因而受益的平民百姓反受自已缺乏宏观判断能力之害。

没有民主是难看的，错误的民主则是灾难。民主问题的背后是“政治”的定义问题，不充分的政治和过度的政治都是对合理政治的背离。

不可捉摸的“后真相时代”

在民粹主义席卷全球后，世界也进入了所谓“后真相时代”。2016年岁末，《牛津字典》将“后真相”（post-truth）确定为年底词汇，它的精要被定义为”诉诸情感与个人信仰比陈述客观事实更能影响民意”。一种对真相无所关心、只要情感和愿望的时代，正在大步走进人类生活，它必将改变政治的面貌，也将改变人们对政治的认知。

与“后真相”所指向的随意性、无确定感相比，长久以来，“现代政治”的背后哲学乃是理性主义，相信可以通过人性逐步完善达成更好的治理和社会状态。对确定性知识和价值即“真相”的追求，是以往政治的重要特征。

“真相”的获得、确认和遵从，还通过一种精英治理机制来实现。精英通过对其自身的完善而引领大众走向良治，是古希腊政治哲学和中国原始儒家的共同理想，前者体现为“哲人王”信仰，后者体现为“君子”、“小人”之辨，它们的具体政治实践虽在不同时空有着不同，但其精神内涵却一直流传不息。

然而，“后真相时代”的到来，不仅颠覆了既往的政治契约和权力机制，也颠覆了以往的知识（或真相）生产机制。一方面，信息的生产与传播，不再依赖于以往精英化的媒体机制，每个人都可以利用众多的网络平台成为“自媒体”，都是新闻的生产者和传播者。“精英新闻”向“大众新闻”的转变，使传统媒体不再扮演大众代言人的角色，“真相”由精英阶层独创变成全民共创。与此同时，在精英阶层走下知识生产或“真相”的神坛后，传统精英治理体系的合法性也土崩瓦解，在民众有充足的渠道表达、而且让表达成为公共声音后，追随精英的权力机制和政治契约，也就不再有存在的必要了。

这当然是一个更加平等、也使民主更加名符其实的时代。民主的最为完整彻底的表现，就是大众不再被间接“代表”，而是能够以直接的方式，随时表达自己的意愿、随时影响决策、随时参与监督。通过众多网络个人平台所表达的意见，是直接的、即时的而且开始有效影响政治，它使以“选票政治”为体现的代议制民主，也进入了它的下一章节，那就是直接民主。当民主以其本原面相出现于人类生活中时，将意味着什么？

民主实际上是被精英操纵的面纱已被戳破，政治在往昔的两项基本功能正在遭到瓦解：一是建构和维持秩序，二是设计未来。前者主要是通过确立和遵从权威形成的，权威可能是某个人，某个机构，也可能是一种法治信念和力量。当这种权威机制存在时，社会总是有最终的评判和决定者，也就不会缺乏对“真相”的提供和服从，以及不会缺乏共同遵守的秩序。大众政治和直接民主时代，每个人都有能力成为政治的参与者，任何权威都没有了存在的必要和可能，法国启蒙哲学家卢梭所说的稳定的“公意”，也就没有了可能，对共同秩序的尊重，也就不再不言而喻。

此外，在精英政治下，虽然会有不平等现象的发生，但精英阶层还是能够从共同体的长远来考虑问题。但互联网时代的大众政治如果演绎不当，法国社会学家勒庞所描述的“乌合之众”，就可能出现，在这种政治状态中，每个个体的即时感觉和意愿，都可能通过网络被放大进而影响政治决策，结果是使能够实现有效治理的政治成为不可能，也使政治共同体根本不再有动力着眼未来前景而进行政治谋划。

“多元”，还能“包容”？

大众政治、直接民主与“后真相”相叠加所强化的民粹主义，还使一个社会必然是“多元”的，也必然会压缩任何“主流价值”的存身空间，国家要保持传统文化理念和维护建国契约，也会遇到巨大挑战。

不久前美国关于南北战争纪念物的争议，就是在多元文化主义和“政治正确”话语下，民粹主义的最新一章。美国黑人在声讨被不公正对待的历史，文化左派为他们提供了思想支持，从抽象的道德伦理来说，这些要求和想法，没有什么不对，然而，当它面对美国的建国历史时，却就撞上了一道铜墙铁壁。

在西方语境中，政治是一种契约关系。美国作为一个民族或国家，最初的建国契约，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政治共同体的适用范围有边界。美国刚刚建国时，政治共同体是有文化、政治、经济等各种限制的，当年组成“美国人”的那些人，有着相近的种族、宗教和文化背景，而黑人和印第安人曾长期没有公民身份。

这实际上构成了美国建国的“道统”，保障了美国是个“大熔炉”即“由众而一”。也就是说，美国的建国叙事，乃是一个欧洲来的白人群体，在一块新地方建立起一个新国家的历史故事，虽然在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中，黑人群体也曾参与过建国运动，但他们是以客体而非主体的身份参与的，换句话说他们所扮演的乃是内部雇佣军的角色，而并不是以“美国公民”的身份参与。美国的建国史，还建立在对印第安人的大屠杀上，这决定了美国的建国动因及其初始，就是有政治边界的，那就是体现在WASP中的美国特性，这是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实然。换句话说，无论黑人、印第安人还是其他有色人种，在美国建国初期并不享有美国公民权，也即并不是“美国人”，美国所谓的“大熔炉”，是以欧洲裔白人的领导权和主导地位为前提的，这个前提如果被损坏，建国契约也就崩溃瓦解。

华盛顿、杰弗逊、杰克逊、罗伯特·李等自独立战争起，经由南北战争延及至今的各种美国“英雄人物”雕像及其他纪念物品，乃是美国建国叙事的具体化，是美国国家符号的表征。尤其是罗伯特·李，作为一位曾经为南部联邦而战、制造国家分裂的“罪人”，他在黑人眼中是维护奴隶制的非正义标志，而在传统白人眼中，他在南北战争后放下武器、又参与国家重建的经历，却象征了白人内部的和解与国家的重新“合众为一”。李在南北战争后被美国各地树为“英雄”并雕像纪念，原因就在于南部联邦的反叛，也已被视为美国建国历程的一部分，反叛是错误的，但南方的理想却仍然是“天定命运”的有机章节。

20世纪美国的民主普及和平权运动，实际上是对“大熔炉”的补充，是作为治理手段而进入美国政治体系的，然而，当民主真的普遍化、权利真的不再有明显差别、少数群体颠覆了传统社会结构时，美国的建国契约已陷于瓦解。美国社会和政治中近些年来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治统”逐渐僭越了“道统”，创建政治共同体时的族群、宗教和文化边界已被突破，它给传统主流人口所带来的心理不适应，可以想见，而这又被一位“非洲裔”总统执政八年的事实所严重激发，以往在主流人口内部的保守派与自由派之间的争执，也暗暗重新回归为种族之间的暗战。

一个不再是以欧洲裔白人为人口主体和新教信仰为主流价值观的美国，还是美国吗？建国两百多年来，美国前所未有所碰到的新的尖锐挑战，是普遍的道德价值与具体的建国理念间的冲突。文化左派和以黑人为主的少数群体的理想，与传统WASP的美国特性，都不能说有错，只是在面对着不同的语境时，才产生了对错之分。如果把普遍的道德价值发挥到极致，不仅南北战争时期的政治人物，就连独立战争时期的政治人物，如特朗普所说，他们的政治标记都需要清除。这个逻辑再进一步发挥，还可以发现，白人从欧洲来到美国本身，就是有“原罪”，是“政治不正确”的，而真正做到“政治正确”，只能是各回各家，白人返回欧洲，黑人也返回非洲，而北美大地则回归由印第安人主导的丛林生活。这可能吗？

“我们现在这个各种民主自由的社会，比百年前李将军的雕塑刚刚建立的时候，到底宽容多少呢？为什么百年前李将军的雕像可以在南北战争的血海深仇中拔地而起，而如今据说是追求各种包容多元的社会，却要被移除？”，一位反对拆除雕像的白人，在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市发生骚乱后曾如此感叹。他可能还没有弄明白，在民粹主义思潮下，一个社会必然是多元的，但多元又必然是对立的，这与美国传统的“合众而一”下的“多元”并不相同。

以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中一个关于“洞穴观影”的隐喻作为结尾：有个解除了桎梏、走出了洞穴、发现了外面的光明世界的人，反而被错将影像当作真实的东西的人们所误解并杀害了。“你所看见的不是真相，而不过是你的影子”，两千多年后，柏拉图的这句话，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了现实内涵。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