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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史的“导演”们
程亚文，未刊文
伴随这些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及与世界互嵌程度的极大提高，二三十年前还默默无闻的“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学科，如今渐渐成为显学，不少中国大学已经设立专门的国际关系学院或国际问题研究机构。“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学科受到重视，这是好事，说明中国人的世界意识在成长，但不尽人意处在于，中国大学的国际关系/国际政治课程，基本上是见理不见物，只有抽象理论，没有具体事实。修习国际关系/国际政治课程的学生们，自踏入大学校门起，就会受到一大群外来理论的轮番轰炸，基础性的是所谓“三大理论”即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建构主义，现实主义还要分传统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进攻性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等。一番高大上理论凌空倾泻下来，学生们的“理论水平普遍提高”，然而，面对现实发生的各种国际问题，到底应选取哪一种理论去解释才好，却屡屡让学生犯难。理论不好用，那就去问历史吧，侧身去看，国际关系史的课程，却同样“形而上”，乃是国家间的利益博弈、外交穿梭、冲突战争等宏大政治叙述的跑马场。从这些理论与历史中，难以看到国际关系之所以成为国际关系、世界之所以成为世界，背后到底是受哪些可感的因素所驱动、又经历了什么样的流变过程，乃至学到最后，连同授课者在内，可能真会以为世界是一个由思想和理论建构起来的世界，而对各种理论的适用范围和时空限制，都不甚了了，不以为意。
实际运转着的世界总是丰富复杂的，当我们不能在胸中构筑起丰富复杂的过往人类生活场景时，我们恐怕也很难理解正在发生的现实。而这个丰富复杂的人类生活场景，又是由人的挪动、物的旅行所拼接、所推动的。衣食住行是人类的基本需求，这种需求在不同时代有不同表现形式，它们对塑造我们所看到的世界，所起的作用往往却是关键的，人类的经济活动和政治实践，往往是围绕它们而发生。在“大航海”和“全球化”初起的时代，咖啡、茶等食材，丝绸、棉花等穿着用品，就曾深度介入了当时欧洲的全球扩张和对外殖民。
过去一些年间，笔者所关注颇多的一个变量是人口。人乃是一切世间故事的由来，人口的空间分布、流动及在物质文明样态、宗教信仰上的变化，都会产生经济、社会和政治影响。套用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所看重的“长时段”，人口构成了影响人类进程的顺流而下的“历史的结构”，人口要素的变迁，会直接关系国家兴衰和世界格局变化，而人口再生产能力，则构成了笔者所粗略总结的国家战略能力之一。最近三个多世纪以来世界经济政治中心由亚洲转向欧洲，又从欧洲转向北美，及在本世纪以来又出现回归亚洲的趋势，都与其间的世界人口变迁紧密相关。如果不是十余年前，笔者因偶然机缘关注起人口，并尝试从人口角度来看世界变迁，笔者会一直难以理解到，人口变迁对塑造近代以来的国际关系和国际格局上，竟然发挥了那么大的作用，而这是现今流行的国际关系“三大理论”所语焉不详甚至略之不议的。
白银：福祸相依
“道在伦常日用中”。人在大地上的活动与具体欲求，是建构世界的基本动力。在助推“现代世界”诞生的重要因素中，有一样东西至今在中国研究国际关系的人群中仍关注甚微、谈论很少，那就是货币与金融。聊起这个话题，很容易被视为是在谈“货币战争”和“阴谋论”，乃至一次在微信中与一群同道交流时，好几位师友急忙来劝：千万别听不懂国际关系的人瞎掰乎。那种担心笔者走上歪路邪路、中了“妖术”的拳拳之心，让人哑然，又不禁莞尔。
从往事说起。1885年6月9日，中国与法国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即《中法新约》），清政府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1895年4月17日，中国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原名《马关新约》），其第一款中明告，“中国认明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国。故凡有亏损其独立自主体制，即如该国向中国所修贡献典礼等，嗣后全行废绝”。以这两个条约为标志，中国与越南和朝鲜的宗主关系告以终结，长久以来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也走到了尽头。
朝贡体系是被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垮的？这只是表象，在王湘穗和徐瑾看来，明代中期以后全面承认白银的货币地位，以及由此所牵动的全球币缘关系变化，早已为后来大清在国际博弈中崩溃瓦解，种下了前因。
明清两朝一向被认为“闭关锁国”，实际上，没有打不开的墙，无论是明代的私人海外贸易还是清代的“十三行”，都为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打开了窗口。当时中国参与全球贸易程度之深，恐怕为今人所难以想像，一方面，中国是瓷器、丝绸、茶叶等“大宗商品”的垄断者，没有中国商品，也就谈不上世界贸易；另一方面，通过马尼拉、澳门、长崎等通道，中国从外部世界获得大量白银，而成为全球白银的终极“秘窖”，欧洲人也通过这些通道进入亚洲贸易网。由于明代中后期顺应时势“驰用银之禁”、推进了白银货币化，不仅明朝曾因此发展起繁盛的商品经济，而且还产生巨大的世界影响，使中国成为当时的世界经济中心，正如万明所说，“中国并非是西方东来后被动地与全球衔接起来，由于中国自身内部发生的变化——白银货币化……中国由此主动走向了世界。一个全球经济体系不是西方创造的，明朝中国曾积极参与了全球经济体系的初步建构”（万明：《中国的“白银时代”与国家转型》，载《读书》2016年第4期）。
明代中国对外来白银的大量引入，无论对当时中国还是世界来说都堪称历史转折，近些年来对这段历史的挖掘日益增多。德国历史学家贡德·弗兰克在其引来不少争议的《白银资本——重视全球化中的东方》一书中，就以浪漫的口吻，叙说了1400-1800年间“全球贸易的旋转木马”，乃是一个来自美洲的白银，首先使欧洲能够在亚洲经济列车上购买一张三等舱的车票，然后又能够包下一节车厢，最后才是取代亚洲成为经济列车的火车头的故事。中国的白银需求和“白银纠缠”，与欧洲人的“地理大发现”在16世纪的碰撞，完全搅动了世界旧有格局，白银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结算方式和世界主要货币，自那以后直至19世纪中叶，中国通过海上贸易参与创建了世界市场，这个世界市场围绕白银运转，而白银围绕中国运转，形成了以白银作为主要货币媒介的全球经济体系。
直至19世纪来临之际，中国与亚洲都还是何其之荣！然而，荣耀也会通向失败和耻辱。与弗兰克式的乐观不同，王湘穗和徐瑾都没有把19世纪前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中心地位美化，而是认为在繁华之中，其实早已酝酿了危机，飘洋过海来的白银财富，对中国看起来是福音，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从长久来论又是灾难。
白银成为世界通用货币，给明清中国带来了两个不良后果：一是对外来货币的依赖。明朝开国后禁用白银作为货币而发“大明宝钞”，但纸币的滥发导致经济躯体“发胖”，后弃纸币而解禁白银，一度成就了大明皇朝的繁荣，然而，白银货币化和大量吸收海外白银，其实也把今天所常说的“货币主权”，拱手交于了他人之手，国家自主调控货币供给的能力和机制，也就荡然无存，这也就给1644年的明清易代，准备了前奏。
“货币是国家的脂肪，多了会发胖，少了会生病”（王湘穗，132页）。在明思宗崇祯皇帝走上景山自缢身亡之际，大明皇朝已陷一场严重的货币短缺危机，究其源由，在于明朝高度依赖美洲白银作为经济和社会运行中介，一旦美洲白银来源断绝，明朝的经济体系就会崩溃，进而引发社会和政治动荡。明亡前夕恰好也是欧洲“三十年战争”发生之时，欧洲大国陷入旷日持久战争，制约了它们开采美洲银矿的能力，也强化了欧洲内部的白银需求。1634-1636年，西班牙决定限制西属拉丁美洲白银流入菲律宾的数量，经由菲律宾流入中国的美洲白银大量减少。而在亚洲内部，日本是除美洲之外中国白银的另一大外部来源，但彼时它处于“战国时代”，1592年和1597年，丰臣秀吉两次发动朝鲜战争，这给帮助朝鲜抗日的大明皇朝在经济上造成了重创。1639年，德川幕府决定禁止从澳门来的商人在长崎进行贸易，日本通向中国的白银贸易路线也被关闭。两大外部白银来源地几乎同时对中国“禁银”，明末从海外输入的白银数量骤然跌落，到李自成占领北京时，明朝内外府库仅剩下黄金17万两，白银13万两。白银危机与相伴而来的经济危机，以及自然危机、人口危机等等叠加在一起，共同摧垮了明朝的屋梁。
明的灭亡不过是“白银诅咒”的其中一个乐章，取明代之的大清，在19世纪又重复了大明的往事，这回仍然是“欧洲生病，中国吃药”。在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大清帝国又像明末一样遭遇了钱荒，钱（白银）为何又不够用了？当时欧洲刚刚经历拿破仑战争，而拉丁美洲的独立战争则如火如荼，这导致19世纪的前30年，拉丁美洲白银对外供应量下降了一半，直到1850年才恢复到1800年的水平。更糟糕的是，1775年，随着日本的白银基本转向自用，中国不得不完全依赖美洲白银，大清皇朝无形之中将“最重要的七寸”暴露在喧嚣的全球化混乱之中，一有风吹草动便脆弱不堪。受到19世纪上半叶全球性的通货紧缩影响，不仅中国，欧洲也同样陷入了钱荒，无论为应付拿破仑战争还是拉丁美洲的独立运动，都使欧洲大国对白银的需求空前增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不喜欢白银流出，欧洲莫不也是如此，白银输出会使其货币短缺、币值不稳定。
明代中期以后白银逐渐成为全球通用货币，这种币缘不仅塑造了中国与欧洲的经济关系，也塑造了两者的政治关系。19世纪中期的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之乱，可谓是白银战争，而且战争事实上在拿破仑帝国形成之际即已打响。受欧洲战乱和各参战国不断上升的白银需求影响，19世纪前期世界市场对中国丝、茶的需求减少，而英国鸦片输入中国加大，导致中国出现白银外流现象，持续了40年之久，粗略估计1814-1856年，中国白银外流量达到中国白银总供给量的18%。美洲白银减产所造成的全球钱荒，及欧洲由白银输出转向吸纳白银流入，这对大清帝国的冲击，甚至可能超过鸦片战争。
另一个不良后果是，东亚经济圈在白银货币体系中走向瓦解。一般来说，清代以前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乃是一个自足的区域性经济圈，而其终结，是以清末与法国和日本的两场战争为标志，然而，自明代中期转向白银货币化后，这个经济圈即已开始出现罅隙，而在其后裂口越来越大，终至明末全面崩溃。
朝贡体系最初以铜钱为中介，受中国使用铜钱影响，周围国家普遍以向中国进贡的方式获得中国铜钱，比如1453年，仅日本使团就从中国运回5000万铜钱，在相当长时间内，东亚朝贡体系乃是一个高度独立的铜钱经济圈。而在转向以白银为主要货币后，带来的是内外两方面的变化：从外部来论，乃是上文提及的欧洲有了用白银干预中国经济的能力，使东亚世界慢慢被编织进以欧洲为中心的全球经济体系；而从内部来论，则是诱发了区域内国家的离心倾向。日本曾是中国的主要白银供给国，在嘉靖二年的“争贡之役”后，明朝政府中止了与日本以勘合为据的朝贡贸易，随后发生的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战争，所反映的乃是日本利用自身丰富的白银资源，向渴求白银的中国叫板。中国对白银的需求，抬高了白银拥有者的财富资源，这无意之中“刺激了日本国内市场的扩大，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的日本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快速发展的货币化经济，这有力地推动了由织由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所发起的政治统一运动”（徐瑾，154页），以至有人认为丰臣秀吉是被中国钱“豢养”出来的。到德川幕府时期，日本更进一步，甚至提出建立以其为核心，涵括琉球、朝鲜的小华夷体系——“大君外交体系”，而其因缘，很大程度在于中国由铜钱本位转向银本位、形成对白银的依赖后，“诱发了东亚圈内部货币主导权和区域主导权的争夺”（王湘穗，159页）。不仅是日本，在1570年后，大量白银从日本、美洲、欧洲注入东南亚后，东南亚国家也转向用白银建立自己的货币系统，这使得与中国的经济往来不再有以往那样大的吸引力。在隆庆年开放海禁之后，只有琉球、朝鲜和越南等少数国家还与明廷维持着朝贡关系，与当初数十个周边国家的贡使“络绎于道”，“执圭捧帛而来朝，梯山航海而进贡”的场景不可同日而语。
“对一个经济圈来说，界定它的边界轮廓主要不是基于自然地理环境，而是其基础货币流通的范围”（王湘穗，160页）。明代中期中国改变货币体系，连带传导改变的是东亚的币缘，并进而改变了区域内以及东亚之外世界的经济和政治关系。
币缘导演世界之变
王湘穗在2003年4月与友人讨论伊拉克战争时所提出的“币缘”，是指“人们以货币为媒介形成的社会关系”（王湘穗，2页），而“货币从来就是经济需求与政治权力结合的产物”（王湘穗，6页），《币缘论——货币政治的演化》一书，因此特别关注货币及由货币生成的社会关系，到底如何左右了人类的政治进程。他的观察已不局限于中国“白银时代”的沉浮，而又扩展到了更久远的时间和更辽阔的空间。
从全球来看，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对货币的选择，无声导演了近代以来的世界格局变幻，“谁控制着世界货币体系的主导权，谁就能主导世界体系的走向”（王湘穗，164页）。明清之季，中国是白银的使用大户，但掌控全球白银开采和输出的，主要却是欧洲。对美洲白银的开采与利用，首先在欧洲内部造就了权势转移。从1521年开始，尤其是1545年秘鲁波托西银矿山的大规模开采，拥有广袤美洲殖民地的西班牙，率先开拓出了银本位的伊比利亚周期。然而，只把白银当成财富、不知把白银转化为资本的西班牙，却又因白银患上了“糖尿病”。在西班牙白银流向与之对立的尼德兰地区后，看起来弱小的荷兰人，把这些白银变成了资本，白银货币不断投入到生产领域，再增殖产生新的财富，并以此支持针对西班牙的“三十年战争”，结果是在欧洲的经济中心从传统的地中海地区逐步转到大西洋沿岸地区的同时，亲资本的主权国家体系也在荷兰资本的助力下，借由《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在欧洲形成。荷兰的胜利，是资本化白银对货币白银或财政白银的胜利，继其之后，英国移植荷兰的先进金融手段，并利用1757年普拉西战役的胜利所获得的无数印度黄金作为资本，于1816年在欧洲率先实行金本位制，则又掀动了币缘政治的新章节，自此之后英国成长为“日不落帝国”，世界进入了英国霸权时代。
在“白银时代”开启前夕，正如王湘穗指出，无论是对资本主义发展至关重要的合约经营、汇票、信贷、保险、银行和会计记账方法的金融革命，还是对航海革命至关重要的星盘、罗盘、三角帆、尾舵等技术，包括促进宗教革命的印刷术，最初的源头均来自东方——即便来自中国和印度，也需要以伊斯兰世界为中介。但此后的后来章节，是“欧洲人手中的白银财富成为撬动历史的资本杠杆，使他们逐步掌握了全球化进程的主导权”（王湘穗，164页）。西班牙手中的美洲白银，在地中海世界所造成的效应，是抬高了奥斯曼帝国的物价，使其稳定达数百年的货币出现大贬值，猛烈冲击了其财政来源的赋税承包制，引发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并加剧了社会贫困，大量农民离开耕地流入城市或落草为寇，奥斯曼帝国的根基因此被撼动。货币财富的剧烈变化，演变为复杂的币缘政治效应，使得哈布斯堡王朝在对付奥斯曼帝国扩张中取得了胜利。
而在亚洲的另一翼，以铜钱为主、自给自足的东亚经济体系在转向白银本位后，控制着白银供应的欧洲就也占据了主动地位。白银财富和白银资本，是彭幕兰所谓世界经济在1500年出现“大分流”的重要原因。拥有美洲白银的欧洲，可以让中国提供茶叶和瓷器，让印度提供纺织品，让东南亚群岛提供香料，可以开辟并使用新的航路而不再依赖阿拉伯人把持的传统商道，整个世界的经济网络以白银体系为中介进行了重构，跨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新航线和新的洲际贸易网络取代了传统的亚欧大陆贸易网络。“旧大陆”数千年的财富格局，被这股长达数百年的白银资本洪流所改变，最终中国和印度失去了世界财富中心的地位，伊斯兰世界不再是全球贸易的枢纽，而欧洲则利用亚洲“中心”衰落而兴起，把原本处于世界边缘地带的大西洋地区，变成了世界经济体系的新中心。作为构建世界白银体系最重要的两个国家，中国和西班牙的统治者都忽略了白银由货币向资本转变过程中的政治内涵，因而无法预见作为世界货币的白银将改变自己国家乃至世界的权力格局。白银货币体系不仅是世界经济体系，也是全球政治体系，它在决定对财富流向的同时，也改变着世界的权力格局。
货币即政治
王湘穗的这个看法：“世界货币体系是全球的权力杠杆”，最近十余年来在由一些经济学者和战略学者组成的圈子中，已开展过深入细致的讨论并达成了不少共识，但在中国的国际关系、战略学界——或说知识界，总体来说这还是大音稀声，论者普遍还在“三大国际关系理论”的知识范式中，对如下认识无所知觉：“全球币缘——因世界货币体系而产生的国际关系——对主权国家和国际社会具有重大而广泛的影响，它引起和推进全球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的深刻变化。这种变化构成了近代和现代世界发展的斑斓图景”（王湘穗，129页）。
货币无法避开政治，一国选择什么样的货币，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也是受政治左右、违会产生政治影响的。中国对铜钱的大量使用，曾是形成东亚朝贡体系的重要成因；而在后来转向白银作为基础货币后，朝贡体系逐渐分崩离析。转到20世纪，国民政府曾于1933年“废两改元”之后不过两年，又于1935年发行法币、实施新的货币改革，其刺激因素则来之于外，1934年6月19日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签署《白银收购法案》，使银价暴跌、中国再次出现与晚清末年类似的白银外流危机，作为应对，中国不得不废除银本位制。
国民政府的法币改革，不曾想引来了一场国际博弈，手中拥有大量银洋的日本，由此丧失了利用白银来介入中国经济和政治的重要筹码，故在法币改革刚刚宣布之际，日本军部就公开表达不满，表示这是对日本的“公开宣战”，甚至以此为借口要求在华北收兑的5000多万银洋不许外运。而等到1937年，在中美两国的财政部长于华盛顿敲定第二批购银协议的前一天，卢沟桥事变发生了。法币改革和统一纸币虽然埋下了日后的通胀隐患，但却也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奠定了货币基础，法币与日元的厮杀，成为了抗日战争的另一个战场。
货币关乎国运。有人认为罗马帝国的衰亡，一个关键原因是其财政因贵金属外流而枯竭。列宁则指出，毁灭一个社会的最有效的方法是毁灭其货币。明朝晚期的衰败之象，曾激发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当时大贤的很多反思，他们大多对白银抱以负面评价，典型如黄宗羲，认为废除白银有七大好处：“粟帛之属，小民力能自致，则家易足，一也；铸钱以通有无，铸者不息，货无匮竭，二也；不藏金银，无甚贫甚富之家，三也；轻赍不便，民难去其他乡，四也；官吏赃私难覆，五也；盗贼胜箧，负重易迹，六也；钱钞路通，七也”（徐瑾，150-151页）。晚清与民国之时，对白银的诟病更是不绝于耳，张之洞痛陈：“钱币为国家大政，一国有一国之权，即一国有一国之钱，从不准彼之钱”（徐瑾，216页）；梁启超也多次呼吁“币制一事为财政命脉所关”，“币制颁定之迟速系国家之存亡”（徐瑾，237页）。经济学家马寅初在20世纪20年代则多次呼吁“恶币”必须改变，“要中国强，非中国的实业发达不可；要中国的实业发达，非改良币制不可。换言之，中国的币制不改良，中国的实业新局面不会发达；中国的实业不发达，中国可也就没有发达的希望了”（徐瑾，270页）。
在不同时代，会有不同的货币选择，也就有不同的币缘结构，产生不同的经济政治影响，并演绎出不同的政治博弈方式。对现当代世界来说，20世纪上半叶世界舞台上的主要玩家纷纷放弃金本位制，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由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的金汇兑制、1971年美国时任总统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都曾改变过国际格局、重新塑造过世界的权力关系。在与黄金脱钩后，今天在全球各地通用的美元，已从混合本位的金汇兑制，转变成了纯粹的信用本位——“国库券本位制”。与以往各国发行的纸币，虽有国家信用担保，但又与金银铜等实物挂钩相比，“国库券本位制”的美元，是人类社会第一个纯粹的主权信用国际货币。这是世界货币史的重大转变，也使国际货币体系的性质发生了变化，美元体系不仅具有以往有过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功能，还具备了以往所没有的国际资本体系的功能，由此产生的“虚拟资本主义”（王建先生语），及由世界最大的债务国掌控了全球经济政治权力的局面，都为以往人类史所未见，它所引发的种种问题，已见于2007年以来的欧美金融危机，至今仍未见解决之道。
21世纪人类所遭遇的新的币缘格局，已使传统的“地缘政治”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依托，尽管分析币缘的变化，不能忽略血缘、地缘、情缘等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地理因素仍对军事力量的使用、战争的成本具有不可忽略的制约作用，地缘经济、地缘政治对国家力量和国际关系还保持着重要影响力，但其作用却已经难以与哥伦布时代及马汉、麦金德时代相比，“如果说血缘是农耕和游牧时代社会关系的核心，而地缘是工业时代国家关系的本质，那么币缘在当代就是左右世界经济与政治乃至影响整个国际社会的核心要素”（王湘穗，319页）。这也是美元霸权时代的币缘，与以往时代币缘的不同之处，当代币缘本质是不同国家和经济体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利益关系，币缘政治的核心是全球不同主体间关于金融利益的分配，“正是由于金融利益是当今世界各国的主要利益形态，币缘才成为金融化时代国际关系的关键因素”（王湘穗，322页）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美国还是一个以实体经济为主导的国家的时代，它实现自身利益的方式，与传统帝国一样，是控制海外资源、海外市场以及连接它们的海上通道，地缘政治对美国来说至关重要。而在进入“虚拟资本主义”时代后，货币霸权才是关键，这决定了在当今世界，“实与虚的矛盾是世界的基本矛盾”（王湘穗，323页），世界存在着两种不同的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一种是与生产性经济活动有直接关联的金融市场，这在部分实体经济国家中尚在却被视为传统、保守的金融体系；另一种是与生产活动无关的“非中介金融市场”，它主要是创造金融产品或衍生金融产品并通过交易实现增殖的金融模式。“以钱套钱”，是后一种金融体系的特点，它也使得尼克松时期的财政部长康纳利才说出这句名言：“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你们的问题”。
美元不会是美国的问题吗？康纳利未免乐观了。在世界围着美元转、美国经济日益脱实向虚后，高度依赖外部的使用才产生效应的美元体系，也遇到了中国的明清时代同样的问题：一旦有其他国家放弃使用美元并以身示范，会不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美元体系以及美国的优势地位也随之烟消云散？19世纪后期欧洲纷纷放弃银本位等而改用金本位，就曾给依赖白银的中国带来了无比巨大的困扰。此外，过度消费主权信用和经济的不断虚拟化，也在加剧美国内部的财富分配失衡，由此导致的是不断加深的社会危机。在同一片天空下，当以往虽有差等、但总体共享的财富格局，向差等加深、彼此割裂的财富格局转化时，美国的社会和政治制度，还能表现出曾经有过的自我修复能力吗？笔者觉得很难。
（王湘穗：《币缘论——货币政治的演化》，中信出版社，2017年4月出版；徐瑾：《白银帝国——一部新的中国货币史》，中信出版社，2017年2月出版）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