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现代史的大线索中“建构”黄埔军校

文/程亚文,陈建华总编《黄埔军校研究》（第一辑），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

中国近现代史大致有三个片断：清末新军及其发动的辛亥革命、以黄埔军校生为主体的国民革命军及国民革命，和中共以三大民主武装起来的革命军队及其新民主主义革命。黄埔军校处在近现代中国史三个重要片断的中间环节，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既是对前期新军革命传统的继承，又对共产党军队的建设，提供了胚胎。黄埔军校的沉浮，显然与一个国家的命运密切相关，而并不仅仅是一所军校。

1924年6月，在孙中山的直接领导下，陆军军官学校在广州黄埔成立，该校因其所处地名，而被后人习惯称作“黄埔军校”。在其创办后的若干年里，这所学校出来的军官群体，分别成为了现代中国最大的两大政党——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骨干分子。中国国民党中有所谓“黄埔系”，它们构成了国民党军队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中同样有大量从黄埔毕业的高级指挥员，在建国后荣登“十大元帅”行列的，就有四位曾在黄埔军校任教或从黄埔军校毕业。黄埔军校对现代中国政治社会影响之深之广，自不待言。

时光一去就是八十余年，黄埔军校作为一所学校，已成为一段历史陈迹，但如今它却仍然屡屡为人们所谈起，并不断从中感受到它与晚近中国国家命运的关联。我们今天应该如何来看黄埔军校的缘起、创业、变迁与消隐，如何理解黄埔军校的诞生及其与晚近以来中国社会政治进程的互动？又该在什么样的时空概念中为黄埔军校作出历史评价与现实思考？

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在外来重压下，清帝国日益疲弱，已难以应对来自内外的挑战。面对中国逐步陷入列强的剥夺、压迫甚至被殖民的残酷事实，也从那时起，“保种保国”的危机感开始在士大夫阶层弥散。如何在困境中找到出路、挽大厦于将倾，上处庙堂下至江湖的精英分子，都被迫穷思苦想，谋虑良策。这种急迫思虑，又并不仅仅存在于19世纪后半叶，及至20世纪的整个前半叶，“救亡”之声仍在这个国家内部处处嘶鸣。在这么长的时间内，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

从现在来看，从1840年到1949年，或者还应该继续后移，一直延伸到当下，一百多年的时间，中国一直外患不断。在这种外来压力面前，中国的经历简单述之，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中国被迫接受西方的知识与制度框架，一步步成为“全球”的一部分，而且用源自西方的知识与制度框架来“改造”中国，成为了精英阶层的普遍共识；二是与此同时，中国又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及其诸多思想变种的支配下，试图以西方知识与制度框架来进行“启蒙”与“救亡”， 从而摆脱被殖民命运，取得国家独立和自主。

从以上两个方面来论，“先发国家不过是后发国家在未来的倒影”(维科)。在社会变迁和国家制度建设的基本面上，晚近以来的中国，是将欧美先发国家曾经走过的道路，又重新走了一遍。而欧美世界的“先发”，一言以蔽之，就是建立起一个有着现代性特征的社会政治与文化系统。中国与“先发”国家，不能不在相异的时间内，共享了相同的现代性知识与制度框架。因此，理解晚近以来的中国及黄埔军校，离不开“现代性”这几个字。

什么是现代性？它的题中应有之义，当然是在传统社会之上，晚近人类文明中，又生长起来了新的思想与制度系统，也意味着引导晚近人类史向前迈进的动力结构，发生了由传统到现代的变迁。那么，它们到底是由什么东西所构成呢？美国汉学家艾恺认为：“过去两个世纪以来人类存在的两个最大的推动力量无疑是国家主义与现代化。” [1] 这里“国家主义”（nationalism）实际上就是民族主义。现代世界是一个“民族创建”的时代，民族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现代性的主要构成和现代化的基本动力。

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其基本的演进线索，是从往日 “天下主义”的封建社会，逐步过渡到“民族主义”的现代社会。由“帝国”而为“民族”，此中民族主义，当然也有中国自身独特的一面，但我们更应看重的，却是其世界一般性。

民族主义在中国，是以什么样的形态出现？从世界一般性来看，民族原则为人熟知具有两个基本面相：一是对外伸张主权，即各民族国家相对之外世界的独立性；二是内部公民权利的普及，即以民主、法治等典章制度系统为保障的政治民族主义，对传统血缘、文化与语言的超越，所营造出来的公民国家内部的权利平等。前者是相对外部压力而言的，后者相对内部阶级阶层关系而言的。晚近以来中国的民族主义，“保种保国”的强烈忧患意识，明显指向前一面相。但与此同时，由19世纪末期的维新运动而向21世纪上半叶的民主革命风潮的变迁，中国社会内部实际上从思想知识到具体的生活样态，都经历了现代性启蒙。20世纪初，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及他所领导的同盟会，民族原则有抵御外侮的含义，但其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的内涵显然又有别于单纯的“救亡图存”，它对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已经明确有了崭新的、富有现代性特征的想象。1919年 “五四”运动提出了“民主、科学”两大目标，国家追求中的现代性意味一望而知。后来，中国共产党提出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同样不是对旧式农民起义的翻版，而是有着实实在在的现代式理想旨趣。

事实上，泛泛地认为晚近以来的中国是以“救亡压倒启蒙”，并不客观。且不说“启蒙”的存在是不可否认的基本事实，同时，清末尤其是20世纪上半叶里的“救亡”，已经与古代中国的保家卫国，有了大不相同的内涵。此一“救亡”是已经经过了现代民族主义思想启蒙所展开的“救亡”，包含了对“启蒙”目标的追求在内，它不可能只指向外来压力，而同时也会指向内部关系的调整，并且这两方面相辅相成、具有内在关联性。也就是说，晚近以来中国的“民族创建”，同样包含两大任务：首先，捍卫中国作为一历史性国家的独立自主性。在此基础上，对内外关系作出全面调整，建立起富有现代特征的新型国家。正如汉学家费正清所说：“中国的革命正是由这两种梦想推动着：一是爱国主义者想看到一个新中国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二是提高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的地位，消除古代旧有的阶级贵贱的社会差别。在革命进程中，这两种梦想相互竞争，以求引起人们的注意。” [2]

在晚清经历洋务运动、新政和百日维新，都无法有效克服内部弊端和抵制外来强力的情况下，中国最后一个皇朝，终在内外危机中崩溃。旧的君主制国家的历史被终结了，新的现代民族国家到底该如何去建？以及在此过程中，如何应对外部压力？现在的人们往往习惯于看重新思想新知识的作用，以为只要提出一套“正确”的方针纲领，一个新式民族国家就可以破茧而出。这种认识错莫大焉！新知识新思想的落实，其实还要赖于一个社会本身的自然走向，即社会过程本身。

回到20世纪初辛亥革命后的历史场景，当时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仅仅数月，即心甘情愿让位于了袁世凯。之后袁氏意图重建帝制不成，中国就此陷入分裂状态，长期面临内部军阀混战不休、外来干涉与侵略频仍的局面。从1911到1949年之间，都是大规模的暴力无休无止。这种内部相残、与外相争的暴力，在那段历史年代是否有避免的可能？实际上很难！甚至应该说，这种状况的出现有其必然性，反映了历史本身的意志。清朝灭亡之后，中国要从一个旧式农业社会过渡到新式工商业社会，原有的社会政治结构被打破，新的政治社会结构的构建，涉及到民众生活方式、上层政治制度、经济运转方式和法律典章系统的全面变迁与更新，非一蹴而就。由于关系到各阶级阶层的情感与利益调整，经历社会动荡、发生暴力运动，是在所难免的。另外，暴力的存在与动用，其实也为打破原来社会政治结构，并为建立新国家创造了条件。已故历史学家、曾任国民党下级军官的黄仁宇，对此就有精辟论述。在他称作为“过渡期间”的20世纪中国，包括中原大战、抗日战争等在内的战争与暴力，究其缘由，乃出于现代中国转型的历史逻辑。战争与暴力，是由社会变迁本身所产生的冲力所左右。同时，它也为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提供了可能性。 [3]

战争和暴力与创建现代民族国家，在20世纪中国所呈现出来的复杂关系，同样具有着世界一般性。从先发国家的现代性发育情况看，暴力及暴力机制在其中无疑扮演了重要角色。晚近民族主义思想在欧洲的产生与流布，其历史渊源，并不能仅仅止于法国大革命及拿破仑战争。在此之前，欧洲君主国之间为自身利益而展开的战争，其实就为后来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出现提供了可能。欧洲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君主国家的地位后，当时欧洲的君主国家，彼此之间仍处于“无政府状态”而不时交战和经常面临战争威胁。为了在战争和国家竞争中取得优势，许多国家的君主不得不拉拢、利诱各国的贵族阶层乃至中下阶层。此一过程所造就的直接结果，就是原先属于国王和贵族的特权，普及泽惠至了一般民众，并且社会各阶层为巩固这种实惠，在与国王、贵族的角力中逐渐培养出了民主意识，发展出了民主制度。而民主意识与民主制度的发育成长，又不断使得民众权利得到普及，臣民逐渐演变为公民，原来四分五裂的集体认同模式，变迁为向一个新集体——即民族的认同。欧洲民族国家的诞生与民主制度、军事效率密不可分，或者说，现代性的最初发端，便来自于暴力领域。正是有了近现代以来的人类军事实践和战争动员需要，才普及了民主制度，产生了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塑造了现代民族国家。

    当然，以上对战争暴力与现代民族国家建设之间关系的叙述，有嫌简单。从社会学、政治学和人口学等角度来看，战争暴力对现代民族国家建设，至少还有其它一些方面和维度，非常值得关注。比如，通过革命的强力，打破旧体制，快速建立起新的典章制度。中国北伐战争后发生的中原大战，适应军阀体制的厘金制度，在战争之后便被改造为了统税制度，横亘于地区间的经济壁垒，在一定范围内即被拆除。又如，在新旧秩序转换过程中，大量农业人口一时无法转变为现代工商业人口，作为暴力机器的军队，可以为他们提供“就业”渠道，从而加速人口素质与社会形态的转型。英法等先发民族国家在近世以来的那些战争，正是起到了这样的功效。 [4] 战争暴力与现代社会政治制度之间，构成的是循环互动关系。战争暴力促进了现代政治社会制度的创建，尤其是现代战争动员制度，它培育起了现代公民观念的萌芽。而现代政治社会制度的实施，又有利于提高战争暴力机制的效率，由传统的臣民军队变成现代的公民军队，暴力机器所追求的目标与利益，与大多数普通官兵的利益实现了一致。普通民众在暴力机器中的主动地位被空前凸显，不再是纯粹被动、服从于少数剥削阶层的暴力工具，其智慧与积极性也因此被大大调动。恰如艾恺所说：“没有国家主义就演化不出民族国家；没有民族国家，现代化就不会进行得那么快速；甚至有人还推出一些理论把科技和经济的进展归因于18世纪大规模的国际战争：国家要钱来支持那些战争，那些战争也迫使国家将它本身的结构进一步效率化。对战争工具的物质上的需求也刺激了经济发展；在攻防上需要更有效的武器则刺激了工技和发明。即令我们不接受上述的全部解释，无疑的国际上的争战确有加速现代化脚步的倾向。在这个意义上，对现代化过程中的民族国家是极重要的。英、法两个最先现代化的国家能更有成效地动员其种种资源，我们可以把这种对资源的动员视为军事与行政现代化的第一个步骤。” [5]

    在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的工商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如先发欧美国家一样，现代暴力机制的建设与运用，贯穿并“决定”了中国近现代历程。在外来压力下被迫发生社会政治变迁，由此引发内部暴力和革命，并在此过程中尝试建设现代民族国家，可以说中国近现代史就是这样而展开。也因于此，理解晚近以来的中国社会进程，离不开对军事领域与社会其它领域互动关系的深入考察。

从战争暴力与政治和社会的相关性来看，中国近现代史大致有三个片断，可以算作晚近以来中国社会变迁的节点，应特别加以注意。它们是：清末新军及其发动的辛亥革命、以黄埔军校生为主体的国民革命军及国民革命，和中共以三大民主武装起来的革命军队及其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三个片断共同之处在于：都是以新生的暴力机制，推动和实施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革命”，而且都包含了对建设起一个有别于帝制国家、趋于现行资本主义国家的强烈期望。虽然前后领导者、所属党派和意识形态有所不同，但在创建现代民族国家的理想追求上，三个不同时态的军队组织及其领导者，却在历史的链条上环环相扣，存在着有机而连续的一贯性逻辑。这个时期的暴力机制与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有本质不同，显著体现在战争动员制度、思想基础与追求的目标上，都迥然有别。

    黄埔军校处在近现代中国史三个重要片断的中间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