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破除GDP和私有化崇拜

在较大范围内，1978年以来的中国，重新走回了技术技能节约发展的路子，在跨国公司的经营活动下，中国成为“世界工场”，但只不这是提高了组装能力，自我的技术积累却差强人意，工业和技术体系里最坚硬的那部分，相比改革开放前明显削弱。

中国如今一身肥肉，看起来身高体壮，但肌肉和骨骼却很缺乏。之所以还没有步入奥斯曼帝国、晚清的后尘，经济、财政上还有相当大的独立性，主要原因在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实行的是不完全的出口替代，国家经济主管部门还有宏观计划，实施一定的产业扶持政策，对区域经济发展也给予引导；在金融上也还没有完全对外放开，实施人民币汇率管制；特别是在进入21世纪后，加强了对自主创新的支持力度。所以，在部分产业陷入外资控制的同时，另有一些产业通过自身努力取得了较大发展。

有原则和限度的开放才会促进国家发展和长远利益。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也看得越来越清楚。中共十六大提出了“自主创新”口号，并进入国家“十一五”规划；2006年国务院通过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6━2020年)》，提出了自主创新的具体目标和内容，争取降低对外技术依存度；2007年全国人大通过了新的税法，实行内外税合一，对内外资一视同仁；以及为防止垄断，特别是跨国公司利用自身的资金、技术优势对中国某些产业形成垄断，出台了《反垄断法》，对外资并购中国企业实行审查。一些产业计划也郑重推出，比如“龙芯”计划，致力于研制和规模化生产自己的CPU；比如大飞机计划，又重新提了出来，预计几年后中国新造的大飞机会展翅蓝天；比如高铁项目，也走回了引进、消化、吸收、提高的路子。在反垄断上，也有了一些行动，2009年汇源公司想把企业的饮料生产部分卖给外国公司，就在商务部审查时没有通过。如果这些法律、措施、规划能够贯彻并坚持下去，中国的身子骨会一天天硬朗起来。

    然而，不可低估在这些问题上的认识偏差。2005年至2006年度间，由“国企产权改革方向”何去何从问题引发，发生了一场关于改革开放何处去的大讨论。这是继上世纪70年代末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90年代初“姓资姓社大讨论”之后，对改革开放的第三次大争论。在这场争论中，普通网民对国有资产被官商勾结而贱卖的现象深为不满，但“主流经济学家”们认为当今中国社会所出现的分配不公等问题，是改革还不深入、市场机会还不健全所致。“主流经济学家”中的极端意见，是要彻底实行私有化政策，将国有资产能卖掉的都卖掉。 [1]

第三次改革争论最后被简化为了继续改革与反对继续改革的对立。改革无疑是必要的，中国今天在改革中要处理的主要问题，已经不在于要不要改，而是怎么改，朝什么方向改？

在与外部世界的经济技术交流即对外开放方面，需要反思和矫正两个倾向：

一是GDP崇拜。三十多年改革开放所形成的一种思维，就是一谈中国的变化，很多人都对GDP增长非常在意，以为那就表明中国的发展和进步。于是一切围着GDP转，其他一切不管。而为了促进GDP增长，则给予外资以超国民待遇，以吸引外来投资，提高生产能力和对外贸易水平。现在内外税合一了，但各地对外资的偏爱心理仍有很大的惯性，或明或暗还给予外资以很多优惠。由政府部门组织的“招商选资”团（过去叫“招商引资”），远赴中国香港、台湾以至世界其他国家的情况，至今屡见不鲜。

客观地说，在改革开放前期，外资是起了很大作用的，但外资进来不是为了学雷锋做好事，而是有它自身的利益要求，这种要求一部分与中国的利益相重合，另也有相当部分与中国的利益要求不重合甚至对立。资本都有垄断的倾向，外资进来，同样希望形成产业垄断，包括生产、运输、贮存等产业链等。外资在中国的状态，可分两个阶段：改革开放前期，是在中国进行自由贸易、自由竞争的阶段，中国国有资产与自身工业能力那时还有很大能量，外资尚没有造成很大冲击；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期，外资在中国进入了追求垄断、也有某些方面实现了垄断的阶段。以微软在中国的销售为例。微软的办公软件进入中国，一开始其操作系统DOS2.0软件可以免费使用，而且不怎么反对对其软件的盗版。盗版一时冲击了微软正版软件的销售，但也有效打击了中国的竞争对手，培养了中国人用微软办公软件的习惯，不知不觉“帮助”微软对中国办公软件市场的垄断。等微软垄断市场后，转而一方面要求中国政府打击盗版，另一方面标出高价格不肯降价。中国政府部门的一些作为，如以微软办公软件说明书作为职称考试内容，则是令人匪夷所思之至 ，它的广告效果，比一般电视广告强了千万倍。

近十来年，中国内部对GDP崇拜的反思逐渐增多，中央政府在口号上，逐渐不再多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GDP的概念也所淡化。这是好事情，古今中外，GDP很高但国家却柔弱不堪甚至衰亡崩溃的事情，实在太多了。GDP并非在任何时候都能代表国家的生产能力。现今中国较高的GDP增长水平，如上文所说极大部分是由外资在中国的活动造成，其实不过是外国物品转移到了中国生产而已，不仅没有替中国增强体质，反而使中国背上“经济威胁论”的骂名。

在中国目前高度自由、地方政府有强烈发展冲动的市场环境下，“第三次改革论争”中推动私有化的意见，如果成为国家政策，它与GDP崇拜相结合，所可能形成的局面，是外资会更深入渗透到中国各种产业之中，形成对中国经济的更强控制。私有化本身无善无恶。美国、日本、德国等都是私有化程度较高的经济体，但国家内部经济能力、经济结构、经济环境的差别，却会使同样的政策产生不同的结果。美国早已是超强的经济体，法治也比较健全、对外资的审查也趋向严格，不会形成外资控制美国产业的情况。日本则是关联公司结构，德国与之类似，国内企业之间盘根错节、纵横交错的产权、治理结构，使外国资本想进来也往往老虎吃天、无从下口。中国不同，市场化程度很高，但技术蓄积不足，同时地方政府的发展需求往往与中央政府的意愿不尽一致，这使中央政府即使反垄断法案对外资予以审查，但地方政府强烈的逐利冲动，还是可能冲破法律规范，使更多国有资产被外资所囊括。

实际上，今天中国已经到了可以利用自身资源进行产业升级与推动经济发展的新阶段。2012年全国实现财政收入达到11.72万亿元人民币，比2002年全国财政收入1.89万亿元增长了6倍多；上世纪90年代以来也是中国高等教育大发展的阶段，现在每年大学毕业生高达600万。从资金和人才储备的角度说，中国现在完全可以走出一条有别于“组装车间”的经济发展新路。所以，中国的改革还需要进一步推进，但不能再是以往那种外资“超国民待遇”的继续，要在对外开放上有新的思路、安排，形成新的格局。比如着手大力扶持民族资本和产业，提高自己可以控制的生产能力。中国目前在能源、交通、金融、通信等战略产业上的国家垄断，表面来看阻止了外资的控制，但却没能摆脱对外来技术的依赖，相反在某些方面还强化了依赖。而在政府不太“关照”、其实也很关键的产业领域，一些企业不知不知觉就“自生自发地”成长了起来。通信硬件设备产业就是显例，华为、中兴的崛起，很大程度是靠自己的努力。不久前碰到华为公司的一位管理人员，他说华人现在在点“烦”，成为世界第一大电信硬件设备供应商了，树大招风，在美国、欧洲各处都被狙击，所以现在华为考虑要拆分业务，做成几家公司，让规模看起来没那么大，减少外界的注意力。今后国家应打破对战略产业的垄断局面，除个别实在难以、也不适宜市场化的产业外，要让民营资本更多更深地介入战略产业领域，充分盘活现有社会资金和人才存量，这是提升国家技术和产业水平的重要环节。

八、市场换不来战略产业

需要反思和矫正的另一个倾向，就是一谈改革开放，就真的天真认为全球一家、不分你我了，以为什么东西都可以引进。于是技术市场化，即通过开放市场引来促进来发展的理论流行。

以改革开放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是否可以换来一个没有国界限制的全球性经济世界？实际的情况是，越是全球化，越会促进民族国家的生长发育。从以往来看，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产生和民族国家的出现，正是随全球化大潮而来。反过来，民族国家意识的增长，又会有利于“全球化”，欧洲一体化的进程，恰恰是建立在欧洲各国的民族国家意识已充分发育、民族国家形态已充分生长的基础上。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消亡论不足为听，国家之间有经济、技术壁垒在可见的将来都不会消失。美国政治学者罗伯特·吉尔平指出:“有人认为，经济区域主义，特别是实现欧洲政治一体化的努力，标志着一场脱离以国家为中心的世界的运动以及后国家时期国际秩序的开始。但情况恰恰相反，欧洲政治统一的努力和广泛的经济区域主义一直是民族国家对共同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作出的反应。区域一体化是扩大本国追求的目标和雄心壮志的手段，而不是替代以国家为中心的国际体系的途径。” [2] 又说: “经济区域主义是民族国家对共同的政治问题和对高度相互依存、同时又充满竞争的世界经济作出的重要反应。” [3]

国家之间是有竞争的，自古依然。在相对和平时期，国家间的竞争主要表现在经济和文化上，经济竞争又主要表现为技术优劣势的竞争，这也决定了不可能存在一个通行全球的无障碍的技术交流市场。科学无国界，但技术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是有国界的。“以市场换技术”思路带来的问题，非常可能是向他人交出了市场，而却没有换来技术，或者即便换来了，换的也是人家过时落后的技术。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但技术积累却远不如建国前三十年，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战略产业也有萎缩，已经对此做出了说明。在外资的进逼下，中国不少企业干脆选择买进别人的先进元器件进行组装的道路，而立足自身的技术研发则弃之一旁。四川长虹电视、联想集团，莫不如此。

发达国家不会放弃对后发国家经济运行过程的控制，也不会放弃对后发国家长远发展潜力的抑制，尤其在有竞争力的产业和关系国家安全的技术和产业上。其办法多种多样，比如通过技术和装备控制，防止先进技术和装备流向后发国家，以保持对后发国家的技术优势。美国于2007年出台规定，对出口前往中国的高科技产品加强限制，受规管产品包括飞机、飞机零件、航空电子、惯性制度导航系统、激光、水底摄影机、推进器系统和个别电讯仪器等。 [4]   2006年1月，因涉嫌向中国出售用于播撒农药的无人直升机，日本雅马哈发动机有限公司曾遭日本警方突袭搜查。

再比如以资本介入和技术合作的形式，消灭后发国家的知名品牌和优势产业，控制后发国家的技术发展和关键性装备生产。七八年前，中国的装备制造业曾遭遇极为困难的一段时期，国有大中型装备企业几乎沦到全被外资买尽的境地。外资专门选择中国产业龙头企业作为并购重点，利用国企改制和地方国有产权改革的时机，不惜血本进行并购。大连机电厂、宁夏西北轴承厂、合肥变压器厂等很多企业，在与外资“合作”后，外资利用控股权先想方设法拖垮中国企业，亏损到一定程度不得已只好把股权全部卖给外资。中国汽车产业搞好了二十多年合资，只引进了一项装配技术，汽车的核心技术——底盘、发动机、整体控制等，半个也没能引进。中国主要的轮胎企业也在与外资的“合作”“合作”中拱手让人，米其林在中国子午线轮船的市场占在率在2006年已达70%。 [5]

关键技术和战略产业，不但无法用市场换来，相反你已经拥有的，外人还会想办法把你有的弄没，强的弄弱，转而都受他们控制。强调自由贸易和市场开放的发达国家，同时也多强调经济自主性，反对“恶性收购”几乎是国家经济政策中的常识。2005年7月，美国百事可乐公司有意对法国达能食品公司实施恶意收购，时任法国总理德维尔潘（Dominique de Villepin）立即出台了一项旨在保护战略产业的政令，防止11个与安全相关部门的国内重要企业遭到外国公司收购。2006年1月，世界第一大钢铁企业米塔尔公司，提出收购由法国、卢森堡、西班牙三国联合组建的世界第二大钢铁公司阿赛洛公司，也在法国政府设置的障碍下未能如愿。2006年2月，意大利国家电力公司宣布对法国苏伊士公司实施兼并，法国政府不顾意方强烈反对，强令法国燃气公司与苏伊士公司合并，目的就是让意国家电力公司无力吞并这艘“能源航母”而自动放弃收购。法国人把这种做法，叫做“经济爱国主义”，以此大力扶植重点企业，保护本国产业。法国的“经济爱国主义”实施手法多种多样，有：提高国有股和职工股，抵御恶意收购；推动企业强强联合，让对手知难而通；政府主导，救企业于危难之中（典型如2003年挽救阿尔斯通公司，使其起死回生）；出台针对恶意收购的法律；让企业优势互补，增强行业竞争力。 [6]

法国的“经济爱国主义”实际上乃历史传统，当年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让-巴蒂斯特·科尔贝(Jean-Baptiste Colbert)就曾坚信国际贸易是一场得失所系的竞赛，他率先实施了国家控制经济和干预工业发展的措施。法国圣戈班集团于1665年创建时，其宗旨就是以国产器皿取代从威尼斯进口的产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经济复苏，上世纪60年代期间，欧洲不少企业纷纷通过合并成为更具竞争力的大公司，一些美国企业集团乘机吞并法国企业，这一下子激起了法国人的经济民族主义。从1963年起，法国政府对外国投资、主要对美国资本开始采取限制措施，时任法国财政部长米歇尔·德勃雷（Michel Debré）指出，只要美国资本在法国国防工业中不占有大部分股份，美国在法国投资未尝不可。蓬皮杜总理则向美国企业家申明：外国投资仍受欢迎，但有些部门需要保护，而且在任何部门或任何地区，外资均不得占统治地位。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在于1964年除夕广播讲话中警告说：“美国经济实力的压力施展到了我国国内”，法国有“被外国的投资、专利和实力殖民化”的危险。1967年1月，法国政府颁布了关于外国投资的法令，规定外国在法国的直接投资预先须向财政部申报，同时成立了以财政部长为主席的外国投资委员会，负责对外来投资进行审查。采取这些限制措施后，美国资本失去了对法国经济渗透的念头。 [7]

九、大飞机和高铁的沉浮

用市场没有换来技术、还导致原有技术倒退的例子，最惨痛者莫过于大飞机的研究。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要不要造大飞机的问题，一直争论不断，这一刚开始由民间发起、后来政府介入的论争，终于使大飞机项目重现转机。在充分调研讨论的基础上，国务院于2007年正式立项研制大型飞机，并在2008年于上海成立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的成立，意味着中国重新研制大飞机已进入实际操作阶段。

这其实已经不是中国第一次研制大型飞机。早在1970年，尚处“文革”中的中国就启动了第一个大飞机项目“运十”的研制工作。经过十年之功，可乘坐100多人的“运十”飞机于1980年制成并成功实现了试飞。不幸的是，这种仅比空客开发晚两年的大型飞机，却因种种到现在也没完全弄清楚的原因而于1985年黯然落马了。之后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后期，中国并没有放弃大飞机研制计划，但思路不再是自己研制，而是立足与外国合作。麦道、空客都曾参与中国大飞机研制，但最后却都中途而废、无果而终。周恩来总理希望有一天中国人能坐上自己制造的大飞机出行的梦想，至今仍没有实现。

回顾中国研制大飞机的历程，可谓一波三折。走了这么多的弯路，其中的教训自然多于经验。最大的一个教训，就是像大飞机这样的战略性产业，想靠国际合作、以市场换技术，那是换不来的。没有人会傻到为自己培养一个强大竞争者，在关键性的生产和技术领域，谁占据垄断地位谁就利益越大，麦道、空客与中国合作研制大飞机的目的，不是要让大家都能造飞机，而是要让中国造不出自己研制的飞机来。这与一般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截然不同。在中低技术领域，后发国家的确存在“后发优势”，只要建构起相对开放的国家环境，就可以大量吸收利用先进国家的技术和设备，从而推动产业进步和经济发展。但一旦向战略性产业和高端技术领域延伸，先发国家就会对后发国家筑起技术壁垒，不是干脆不给技术，就是通过国际合作消灭后发国家的技术发展潜力。

时至今日，人们仍在为二十多年前中国自己制造的“运十”飞机中道夭折而嗟叹不已。“运十”飞机从首飞到被封存，已飞了130个起落、170个小时，最远航程达到3600公里。这一机型虽然当时参与了外国的一些成果，并不非常成熟，但至少为中国研制大飞机，做出了十分宝贵的探索，不仅发展储备了技术，而且培养聚集了人才。假如当时坚持下来，而不是忙于“国际合作”，假以时日，不仅“运十”会不断得到改善，中国大飞机和航空制造业的研制水平，也会得到质的提升，绝不至于像今天这样又得从头开始。

中国在研制大飞机上的第二个教训，也许应该就是在决策体制上。关键技术和战略产业能不能发展起来，最重要的就是国家有没有长期鼓励和支持自主创新的意志与环境。“运十”的下马给中国提供了沉痛的教训，中国在研制大飞机问题上，交了38年学费，这笔学费不能不说昂贵了点。在再次确定立足自我研制大飞机后，未来所需要的，就是排除任何意见干扰、现实困难和非份之想，以持久的国家意志真正把中国自己的大飞机重新造出来并且造好，否则就实在对不起过去38年的学费了。

造大飞机当然是有风险的。不过，没有风险也就不会有价值，风险越大，可能创造的价值也就越大。任何高新技术创造在其起始阶段都会面临很多不确定性，但如果有风险就不去研究探索，那就会永远处在技术和产业的低处，永远不能实现技术和产业升级，也就不能参与世界性的高新技术和产业竞争。航空制造号称“现代工业之花”，“大飞机”则被誉为“工业皇冠上的明珠”，它们的产业拉动作用远远超出一般产业。中国没有理由徘徊在这一产业之外。

外国公司借参与中国大飞机项目进而扼杀中国飞机制造能力的经历，其实一点也不新鲜，西方国家在工业化的过程中，为防止竞争者出现皆曾竭力抑制其他国家的工业发展。还是上文提到的奥斯曼帝国，在其晚期，其工商业发展就受到外来干涉多多，18世纪60年代一位名叫萨兰多·帕帕多波罗的希腊商人 [8] 曾计划在科隆和纳瓦里诺开办几家肥皂工厂，结果遭到驻在该地的法国领事的阻挠，由于奥斯曼帝国官员的配合，这一干涉获得成功，结果是从马赛和普罗旺斯进口的肥皂在奥斯曼帝国没有遭受可能遇到的竞争。1779年一位名叫巴隆·托特的法国官员，特别视察利凡特各地的法国领事馆，返回后建议政府继续执行阻挠奥斯曼帝国地方工业发展的政策，这项预防性政策后来凑效了。 [9]

中国的大飞机到今天还没有造出来，几代人的梦想仍是残缺的。几年前与曾任陕西航空公司总经理的李大立老太太聊天，她拿出自己写的、堆起来有几尺高的关于航空发动机的书籍、报告，说中国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就曾十分关注发动机发展，如果一直坚持到现在，航空发动机问题在中国早就解决了，中国的大飞机制造技术也早就成熟了，何必要靠买人家的东西过日子，要出口8000万衬衫才能买一架波音空客呢！老太太留学过英国罗罗公司，曾经专门从事航空发动机研究工作，回首航空工业发展的错误历程，不胜感慨。

高铁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另外一个案例。在人类经历铁路、飞机的交通革命后，高铁正在成为当代世界最大的技术经济与产业安全博弈的制高点，会成为未来全球基础设施的核心基石和主要骨干。最近十年来，中国恰恰在这一领域取得决定性突破，一条条高铁线路的开通，不仅压低了波音、空客两大飞机制造公司在中国市场的筹码，而且中国高铁的对外输出，还会为中国赢来极大的经济、政治和安全利益。高铁在中国已运行有年，还没有出现过大的问题，温州动车事故乃是典型的人为因素使然。然而，就在高铁产业在中国高歌猛进的时候，国际上以中国高铁存在质量问题、唱衰中国高铁的声音却此起彼伏，中国内部一些媒体也莫名其妙一起跟进。中国政府则在2013年做出了撤销铁道部、组建中国铁路总公司的改革决定。对铁道部门的公司化改制，经济学家、前美国花旗集团信用卡总公司副总裁谭伟东认为，背后有着国际资本联手做空、搅局中国优势产业的阴影。 [10] 中国在高铁产业上如果自废武功，那会是中国战略产业发展的又一大悲剧。中国工程院院士、中铁隧道集团副总工程师王梦恕指出：铁路改革后，如果将来遇到大的战争和灾难，对我们国家很不利。他呼吁铁路改革要慎重。 [11] 谭伟东则指出，铁路发展只能国有，必须国营，市场化是最坏的制度选项。中国必须牢牢把握住主动权，以举国体制，确保高铁和大铁路网的建成，形成国际比较优势和国际绝对优势。一旦铁路产权平台放开，中国铁路的未来完全可能重现近代中国保路运动时的悲剧，即基本陷入国际资本绞杀的悲惨境地。市场绝不是万能的。在一切鼓吹市场化、自由化、全球一体化背后的，实质上是国际资本猎手。国际银行家和大资本财团，只有在彻底私有化产权、完全资本项目自由化、完全市场化和交融自由化下，其“全球化”才能如入无人之境般，对其看中的中国资产，先做空，再痛下杀手。

不掌握关键技术、战略产业不行，会有什么结果？俄罗斯已有前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俄罗期之所以提前退出战局，原因之一就是其军事力量最后缺少相应的国家经济与技术能力支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新的苏联国家吸取了之前的教训，加速工业化，并建立起了完整的重工业体系，及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时时，其工业与战略能力已相当雄厚，这是后来德国不能消灭苏联，最后在二者的战争中，苏联逐渐取得对德优势的重要成因。 [12] 在苏联解体后，其后继者俄罗斯搞“休克疗法”，但基本的骨干制造业还是没丢掉，普京上台后，则签署命令，一千个国有大中型制造企业不许卖。在经历上世纪90年代的衰落后，俄罗斯目前又慢慢恢复生机，其原因不光因为俄罗斯丰富的油气资源为俄增添了财富，而且在于长远发展的能力得到了很好保护，独立的技术体系还有，战略产业还有一定竞争力。在“棱镜门”事件爆光后，一位专门研究俄罗斯的朋友告诉我，与中国大量引进外国通信技术公司的设备相对照，俄罗斯的通信技术设备，基本没有外国货，都是自己独立生产的。

在大国的兴衰轮回中，有些国家从此消逝于历史尘烟，有些则顽强生存了下来。凡是生存下来的，都是善于总结经验教训的民族。俄罗斯就是这样一个民族。彼得大帝曾经大力推动俄罗斯的工业化，创办了铸铁厂、兵工厂、船坞、织布厂来补给军队的需要。约瑟夫·斯大林后来对彼得大帝给予高度评价，竟至把彼得一世所推行的工业化和他自己的五年计划相提并论，“这两位领袖都在力求自己国家的经济独立，而与不断扩张的资本主义西方相抗衡。” [13]

大国的体质里，要有坚硬的成份。战略产业，特别与国防有关的技术和产品，如果能买到，当然可以通过引进来充实提高自己，但不能立足于购买、不能对购买形成依赖。一是关键性的技术和产品不可能买得到，任何国家在这方面的出口，都不会是完全的，而总会有所保留。同样型号的飞机潜艇，供自己用与供出口的，绝不会同样的东西。二是如果对购买的东西形成依赖，就会使本国在关键技术和战略产业上的生产和研发能力萎缩，不但因此将为买外国东西耗费大量财力资源，而且一旦出现意外情况，在战略性物资、装备的供应上将受制于人。

阿根廷在马岛战争中的遭遇，就有力说明了这一点。当时阿根廷对英国舰队最有威胁的武器，就是从法国进口的飞鱼导弹，英国谢菲尔德号巡洋舰，就是被这种导弹打沉的。后来英国向法国告急，当时的法国总统密特朗决定对英国分开飞鱼导弹密码，阿根廷的飞鱼导弹才对英国人失效。从这件事情也可以看出，阿根廷使用的飞鱼导弹，其技术与生产能力不在自己手中，而要依赖他人，在关键时刻是多么地可怕。

国家间是没有道德可言的。西方国家与中国的经济技术合作，是服务于它们的国家利益，中国的经济竞争力强起来，对它们是件不利的事情，抑制中国的经济竞争力因此再自然不过。这种抑制不仅在技术领域，在经济中的其它方面同样如此。中美经济与战略对话开展起来，一个焦点问题是在金融，美国一直在督促中国开放资本市场、实施金融自由化。中国的金融体制无疑是需要变革的，但美国这样“热心”督促，原因浅显不过，按美国要求实施金融开放，中国在金融上就会对美国形成依赖，美国就可以遥控指挥中国金融市场。其中的一个效果，就是中国的实体经济会牢牢被美元所锁定，会帮助强化美元霸权，中国要想在经济上摆脱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经济秩序，就完全没有可能，而会被定格在为美国提供消费品、而美国给中国以“美元”白条的角色，换句话说乃是美国的万年打工仔。

十、小结：避免发展陷阱

经历一个多世纪的磨难，中国如今再次显露全面复兴的迹象，中华文明的一阳来复也已可期。在继续推进改革事业的过程中，中国要从过往的大国衰败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避免历史覆辙。

中华人民共各国建国已六十余年，前三十年的独立自主发展，后三十年余年的改革开放，都为中国如何实现发展与进步，做出了宝贵探索。用前面三十年否定后面三十年是没有意义的，用后面三十年否定前面三十年也没有意义。前后两个三十年是递近关系，没有前面三十年在工业资本和人力资源上的积累，也就不可能有后面三十年中国各地的地方工业化，“人口红利”也就无从谈起。后三十来年的改革开放，则充分释放了前三十年积累的资金、人才能量，中国在不知不觉间成为举足轻重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概括地说，新中国前三十年突出强调独立自主，而后三十余年来更追求“与国际接轨”。在不同的时空中，这些方针政策，都没有大错。但两者在各自时空，都有强调过头的倾向。前三十年过多拘泥于独立自主，亿万民众承受了巨大的发展代价，后三十年来一味努力“与国际接轨”，则形成“开放至上”的新教条，对国家安全和长远发展潜力形成较大损害。未来中国需要在改革开放与独立自主相结合，要在保持开放格局的同时，思考如何更好独立自主。

在开放中而又独立自主，是保证发展主动权、维护中国核心国家利益的最好选择。为此，在未来中国的经济、技术发展战略安排中，要加强两个基本意识：一是国家安全意识，即哪些安排、哪些技术有利于维护国家安全，哪些安排、哪些技术可能危害国家安全；二是竞争优势意识，即哪些安排、哪些技术有利于在国际竞争中取胜，哪些安排、哪些技术可能造成竞争失败。避免发展陷阱，维护和培育发展主动权，就是要建立起使国家发展和国内市场不受外部资本、技术控制的能力，在于以下方面：

一、自由使用自身及世界资源的能力。资源是最大的政治，没有对世界资源的有效利用能力，也就没发展主动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之前，日本工业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大部分依靠国外，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后，美国停止对日本供应石油，日本对外战争马上难以为继。为保障外部资源供给畅通，需要强大的外交和军事能力，日本试图通过外交结盟和军国主义摆脱困境，但失败了，冒险偷袭役上珍珠港在战役上是成功的，但在战略上，对美开战是场灾难。日本对外资源依赖的局面，今天仍未改变，为保障资源供给，日本安全保障依赖美国，国防上的这种依附，实际上使日本仍然是相当脆弱的一个国家，能不能发展、怎样发展，受制于人。日本是培育发展主动权的典范，但其先天不足又使其发展主动权始终受到制约。

二、强大而自主的生产能力或物品供给能力。粮食及日常生活所需要的大宗用品，要立足于自我生产，或者在不能充分自给的情况下，大宗用品供给能够靠强力来维持，而不受国外资本控制。生产能力强大自主与否，在非常情况如战争时尤为关键，美国南北战争时南方的处境即是说明。在近年美国大幅度退出实物生产、实体经济衰败后，美国国土安全部于2012年1月出台了《全球供应链安全国家战略》，对美国通过全球供应链来保障商品的高效和安全运输，做出了战略安排。这是美国不再拥有强大生产能力情况下的替代选择。

三、强大而自主的技术支撑能力。在攸关战略产业的关键技术领域，不能受制于人。从技术层面来说，人类生活已进入信息化和网络化时代，谁掌握了制信息权、谁在网络空间有更大自由，谁就更有安全保障和更有发展主动权。在与信息网络相关的技术上，更要建立起自主性，不能依赖于人。

四、国内市场不受他人控制的能力。这个市场包括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在商品市场上，近年来外资已转向寻求控制中国基础产业和流通领域，如在粮油食品产业上， 中国食用油市场已基本被外资所攻破，本土大豆产业已被美国转基因大豆所消灭，外资还移师中国大米、小麦等主粮市场，从生产、收购、加工、贮存、销售等多个环节意图全产业链介入。中国的粮油市场一旦落入外资之手，那就是奥斯曼帝国的利凡特公司在中国重演，用在中国本土地生产的货物，就可以掌控中国市场。在金融市场上，外资介入中国房地产市场，对中国的金融安全是重大隐患。美国与中国的战略与经济对抗，重点寻求在金融领域实现突破，如果按照美国的要求推进金融自由化，中国的金融市场也将毫无自主性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