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失发展主动权的悲剧

程亚文

至少就属于我们的防卫和基本需要品一类的物品而言，我们自身的生存要求我们不应当使自己陷入不必要地依赖外来供应的状态。——詹姆逊·麦迪逊

一、外侨权益制度、“威尼斯阴谋“与沙俄崩溃

翻看历史，总是叫人情不自禁唏嘘。有些一度甚至长时间叱咤风云的大国，后来却由于种种原因而没于了历史尘烟。奥斯曼帝国就是其中的一个。其兴起初始，不过是中亚草原上的一个部落民族，后来东征西伐，竟然于1453年攻陷君士坦丁堡（现伊斯坦布尔），终结了拜占廷帝国近千年来年的统治，建立起了横垮欧亚非三洲的伊斯兰帝国。但其崩溃过程同样令人扼腕，帝国后期如中国的晚清一样，是在“落后挨打”的凄凉中度过的，虽也曾屡屡实施军事、政治等各方面的变革，然木已成舟、失败命运无可挽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个存在了长达四百余年的帝国，终于在内外交困中分崩离析。

像大多数帝国的崩溃一样，奥斯曼帝国的消亡，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帝国后期战略选择失当，稀里糊涂放弃了发展主动权、经济上丧失了独立性，却是重要原因。

致命伤之一，就是奥斯曼帝国所实施的“外侨权益制度”。 在1453年彻底摧毁拜占廷帝国后，为促进贸易往来和繁荣国内市场，于16世纪和欧洲基督教国家签订外侨权益条款，准许驻在帝国的外国商人享有只有其本国领事法庭根据其本国法律受审的特权，规定除非有其本国领事馆的官员在场，否则不得逮捕或拘留任何外侨，还豁免外商商人的内地捐税，和对进出口商品只征收3～6%的进出口税。这种外侨权益制度，其实就是给予外侨以治外法权和经济特权，它的施行从短期来看促进了奥斯曼与外国的贸易往来，但其长久后果，是不但使外国商人在帝国境内恣意进行在其本国不能容许的不正当活动并因此获利，而且限制了帝国对本国工业实行保护关税，从而无法阻止欧洲工业品对本国工业发展的冲击。

不仅如此，奥斯曼帝国治下的许多公民，羡于外侨权益条款的种种特权优惠，也纷纷谋取门道获得“国际”身份从而享受准“外国公民”待遇。帝国制订的“巴拉特”（barat）文件规定，任何外国领事出于某种考虑都有权把该文件批签给某一奥斯曼公民，有此文件护身，该公民便具有该领事所属国国民可以享受的一切协定权利。结果到帝国后期，外国在奥斯曼的领事私售文件或护照以自肥者众，仅1808年，帝国境内持有俄国巴拉特的希腊人就不少于18万。

到17世纪以后，奥斯曼帝国就逐渐处于衰败过程中。国家经济血脉被从内部掏空，是极为重要的一个诱因。外侨权益制度则在其中居功至伟，它的滥用，一方面限制了进口关税率，使帝国政府不能关税保护的手段，有效扶持本国工商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则将帝国经济置于了外国商人、外国领事及他们在当地的被保护者的控制之下。外来者的巧取豪夺、内部腐败官员的积极策应、兼之不少本国公民的投身附靠，共同编织起一张强大的利益网络，使奥斯曼帝国到后来完全丧失了经济发展的主动权。本国无良官员和公民充当“内鬼”，所伤害的不简单只是帝国的经济信息安全，而是整个的国家经济安全，进而是保证国家生存底线的战略能力。

除外侨权益制度外，奥斯曼帝国的另两项措施，在经济上也是致命的。一是允许欧洲人在帝国境内开设利凡特公司。这些由法国人、英国人和荷兰人办起的贸易公司，就地开发奥斯曼帝国资源，在帝国经商，与欧洲开展贸易，却不用向帝国纳税，且在违法时不受帝国法庭审判。结果，欧洲贸易公司控制了帝国大部分的对外贸易，只留下些残羹冷炙给帝国境内的亚美尼亚、犹太和希腊商人经营，欧洲国家的领事还把大批“巴拉特”颁发给帝国的地方商人，让他们也享有治外法权。二是在英国诱迫下于1838年签订英土商务条约，有效夭折了奥斯曼帝国的任何工业化计划。条约签订后，英国表面上支持土耳其的工业发展，19世纪40年代初至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帝国一度建立起了一些工业，苏丹阿卜杜尔·马吉德曾梦想在伊斯坦布尔附近建立“土耳其的曼彻斯特和利兹”。然而，“在这些企业中，几乎所有的机器、工头以及熟练工人都业自欧洲” [1] ，同时欧洲人没有意愿把本地人训练成技术工人，这些工厂在19世纪50年代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后，很快成为奥斯曼帝国向欧洲贷款的牺牲品，大量的钱财与精力投入都化为了纸灰。

奥斯曼帝国的经历，只是在经济上自废武功而导致国家消亡的一个例子，与之类似的是千年帝国拜占廷的命运，它所提供是发展主动权被他人控制的另外一种版本。这个版本与所谓“威尼斯阴谋”（Venece Game）有关。

事情发生在公元12世纪，起因于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教世界的战争，当时塞尔柱突厥人所建立的穆斯林国家，已通过1071年的决定性战争，使原先在拜占廷统治下的小亚细亚，变成突厥民族的中心地。穆斯林的西进引来基督教世界的恐慌，欧洲人于是以多次“十字军东征”作为回应。为挽救垂危中的拜占廷帝国，很想有所作为的皇帝亚历克塞一世康尼努斯（1081-1118）给予威尼斯人极大的商业特权，以换取他们反对诺曼人和对抗塞尔柱突厥人。与奥斯曼帝国拥有治外法权的欧洲商人一样，拥有商业特权的威尼斯人在拜占廷帝国免交一切捐税，而拜占廷本国的商人却深受各种苛捐杂税之苦，这使前者对后者享有绝对优势。商业上“先进”的威尼斯人逐渐控制了拜占廷的贸易，像吸血鬼一样一口一口把它吸成一具空壳，这使帝国失去了主要的税收来源，其财政来源更加捉襟见肘；同样严重的是，还形成了威尼斯人的富裕与拜占廷人的贫穷的强烈对比，帝国内部形成对威尼斯人商业特权的普遍不满。这种对立随1176年密列奥塞法隆战役的失败而被点燃，财政枯竭的拜占廷帝国已根本负担不起大规模对外战争，君士坦丁堡在小亚细亚东山再起的愿望化为乌有，心怀诅丧的拜占廷人把怒火撒在了西来的十字军头上，在1183年的暴动中，以威尼斯人为代表的拉丁人被大量仇杀，其财产也被抢夺。

这扭转了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方向。本为抗击穆斯林世界而来的威尼斯、法兰克、佛拉芒和日耳曼联军，不再寻求解放耶路撒冷，而是掉转枪头对准了君士坦丁堡。1204年春，拜占廷的陆军和海军没有敌过威尼斯人的贪婪和狡诈，君士坦丁堡被攻陷，十字军战士在“兄弟之邦”上演了一场长达三日的烧杀抢掠大戏。大戏落幕，帝国尽管后来得以恢复，但元气已伤，余下的时光只是苟延残喘。这场被称作为“商人的东侵”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不仅没有消灭和抑制伊斯兰教的扩展，诡异的是，相反为穆斯林统治整个中东扫除了障碍。 [2]

话说远点儿。英国成为最早的金融帝国和政客阴谋之源，据说同样与“威尼斯阴谋”有关。16世纪英国国王亨利离婚再娶遭到罗马教廷反对，前者以此为由干脆在英国建立以国王为主教的新教，这给了威尼斯商人前往英国的历史机会，在罗马教义制约下，大举放高利货是不被允许的。那些拥有大量金钱即货币资本的威尼斯商人，于是给英国带去了他们的金融资本，顺便捎来“威尼斯阴谋”。英国人首创的自由贸易信条，正是产生于金融资本和反基督教道德的那种不平等的基础上。 [3]

丧失发展主动权即丧失国家战略能力，而战略能力的缺失，对国家来说是件要命的事。把国家比作一个木桶，决定一个木桶容量的，不是最长的那块木板，而是最短的那块。决定一个国家长久命运的，同样是是国家战略能力中最弱的那些方面，不管国家在其他方面的表现是否良好。沙皇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命运，也为发展主动权丧失给国家命运带来的影响，加进了新的案例。19世纪下半叶的沙俄帝国，如同今天的中国一样，曾经较长时间保持高速经济增长，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指出：“在1860到1913年这段很长的时期内，俄国工业产量以给人深刻印象的5%年平均增长率发展着，而到19世纪90年代，这一增长率已接近8%。” [4]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短短几年时间，沙俄的经济即告崩溃，帝国再也无法进行有效的战争动员，其“强大”的工业生产，原来只是花拳锈脚，根本禁不起折腾。

把发展主动权拱手交给别人的国家没有前途。奥斯曼帝国和拜占庭帝国到其后期，经济命脉不是被他人所掌控，就是被他人所掏空，实际上已沦为他人的经济殖民地，帝国要外保安全、内施治理，都已缺乏必要的财政支持和经济基础。深具黑色幽默的是，这两个帝国的沦落，有很大成分是自我政策选择的结果，而非外力强迫，外侨权益制度、给威尼斯人的商业特权，一时看来都是大有好处的，但不幸的是，时间久了才发现乃是自挖陷阱和坟墓，帝国是为眼前利益而牺牲了长远未来。至于沙皇俄国，教训乃是两个：一是没有独立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沙俄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工业水平，相比当时先进的工业化国家要落后得多。二是这足够强大的生产能力，又应掌握在自己手中，但当时沙俄处于世界前沿地位的那些产业，都操之于外来投资者，“1914年，90%的采矿业，将近100%的石油开采业，40%的治金工业，50%的化学工业，28%的纺织业，都是外国拥有的” [5] 。上述两方面又依靠战略产业和自主创新能力，沙俄却毫无技术上的优势。

沙俄在18世纪由于彼得大帝的强力推进，曾经有过第一次经济大跃进，但它所依靠的是强迫劳动，技术和运输设施都很缺乏，结果到18世纪后期英国进行工业革命时，沙俄就被远远甩到一边了。19世纪下半叶受1854-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失败的刺激，沙俄决心搞改革开放，内部解放农奴，对外引进欧洲资本和技术，这使沙俄在一段时间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但却并不受俄国自己所能控制，正如罗莎·卢森堡所说：“为了维持沙皇统治，德国和法国的金钱正源源不断流入彼得堡，如果没有这股生命油水，沙皇统治早就该咽气了。今天俄国的沙皇主义已不再是俄国条件的产物，其根据是西欧资本主义的条件。” [6] 沙俄改革开放一度看起来很美、最终却流于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在全国一体化的基础上充分开发它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 [7] ，在19世纪以前，沙俄的贸易多与其东部地区和东边邻国展开，国家在经济上是独立的，克里米亚战争后的改革开放，引进欧洲资本和技术，导致俄国经济对欧洲产生依附，其工业和经济被迫偏向西部和欧洲部分。第一次世界大战沙俄的“主动”退出，一个基本成因就是在这种依附经济状态下，沙俄的工业生产和经济潜力无法满足战争需要。

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其因。其实，国家的不幸有时候也是相似的。美国南北战争之际的南方政权，其战争失败经历就有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际的沙俄，南方政权后来无法再维持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没有经济发展主动权，工业生产能力不足，战争物资供给严重对外依赖。从战争取决于经济能力的角度说，南北战争中南方的失败是注定的。北方有着强大的工业能力，在战争的头一年，与南方一样，都需要从欧洲购买包括武器在内的大批物资，但到了1862年，北方的工业能力开始发挥作用，已经能够供给自己所需要的全部原料，不再依赖欧洲了。南方呢？长期以来经济发展依赖对欧洲的棉花贸易，没有形成独立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 结果战争物资始终依赖欧洲，还要靠冲破北方海军的封锁来进口所需要的物资。1862年，北方38家最大的枪炮工厂可以日产5000支步枪，而南方工厂的最高产量只有区区300支。 [8] 南北战争的结局，是拥有发展主动权的一方，战胜了没有发展主动权的一方。

二、美国：开放，更独立自主

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其名著《全球通史》一书中说：古往今来，很多国家和民族在大浪淘沙中烟消云散，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不能很好吸收当时世界上先进的文明成果，“人类取得进步的关键就在于各民族之间的可接近性和相互影响。只有那些最易接近、最有机会与其他民族相互影响的民族，才最有可能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而那些与世隔绝、缺乏外界刺激的民族，多半停滞不前。” [9] 也就是说，闭关锁国不能“保国保种”，只会“落后挨打”，而“睁眼看世界”，不断努力“师夷长技”，才能在有能力“制夷”的同时保障国运兴隆。

国家需要在开放的体系中搞建设，否则没办法吸收利用更多先进的技术和文明成果。世界潮流，浩浩荡荡，自决于大潮之外无异于自取灭亡。中国现在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三十年来的快速发展，有人提出是几个“红利”的结果，所谓改革红利、人口红利和全球化红利是也。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吸收了外来的资金、技术与经验，促进了国内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的开发。中国经济弄成今天这样一个规模，对外开放功不可没。

    然而，世界上真完全靠对外开放“崛起”的国家却又稀罕之至，外力只是梯子，能不能登高望远，更重要的还是取决于内力和自身。开放不是没有限度的，不讲原则、尺度和方法的开放不仅不能发展壮大自己，反而会“赔了夫人又折兵”，可能危及身家性命。奥斯曼帝国、拜占廷帝国、沙皇俄国都曾对外开放过，但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对外开放不是盲目地跟着“世界潮流”跑，而是要在大潮中搏击成为弄潮儿，要在自身能够主导的范围内迎潮而上甚至引导潮流，这样的开放才有意义。让别人扶着跟上“世界潮流”，就会陷入对他人的依赖，被“世界潮流”所裹挟而晕头转向。

相形之下，世界上也有很多国家，在这方面头脑清醒得很。这些国家不相信有完全自由的经济竞争，也不相信有符合“全人类利益”的经济全球化。美国就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其伊始建国，乃是脱离母国——英国的北美13块殖民地的政治结合，在取得政治独立后，美国开国元勋们想得最多的一件事情，就是如何在经济上也自立起来，彻底不受英国的左右。美国宪法之父詹姆逊·麦迪逊就宣称：“至少就属于我们的防卫和基本需要品一类的物品而言，我们自身的生存要求我们不应当使自己陷入不必要地依赖外来供应的状态……主张‘听之任之的政策’的人们忘记了那些理论都是闭门造车，而例外情况和限定条件却是从经验中得来的教训。” [10] 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1791年提交给美国众议院的著名《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中，也指出工业基础对国家未来至关重要：“不仅仅是财富，而且一国的独立与安全也和制造业的繁荣有着重要的联系。每一个着眼于那些重大目标的民族，均应努力拥有民族自给的一切基本要素。其中包括有关生活、居住、衣着和自卫的手段。” [11]

美国国父们为实现经济独立自主，可谓身体力行。1786年美国新宪法颁布后的第一次国会，乔治·华盛顿身着一套国产布料做成的衣服出现在开幕式上。他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给他的全体同胞树立一个榜样，并表明要把这个国家的独立和繁荣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应该采取什么行动。” [12]

当时最强大的工业化国家英国实行的是自由贸易政策，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和大卫·李嘉图等的比较优势理论已流行于世。美国开国者们大多不相信自由贸易能带来经济繁荣的鬼话，虽然美国也有着它的“比较优势”，那就是南部地区生产的棉花和种植园的其他农产品，是英国等海外市场所需要的。南部的种植园主们普遍赞成自由贸易，但麦迪逊、汉密尔顿站在国家和整体的角度，认识到有利于美国长远未来的，还是要发展起独立强大的工业体系，那就不能不实施贸易保护，而其手段则是保护性关税。1786年美国新宪法颁布后的第一次国会，就决定征收足以促进处于发展初期阶段的美国工业的进口关税。开国者们还处处大力提供使用“国货”，这次国会同时决定，用美国船只运送的进口物品，所缴纳的关税比用外国商船运送进口物品低10%。但所订的进口关税还是太低，不能充分保护美国工业和航运业的发展，汉密尔顿在《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中，因此主张加强实行保护性关税，麦迪逊以此为基础，向1794年的美国国会提议，提高进口关税以保护美国工商业。

提高关税的意见，一段时间遇到了挫折，“农业的和海外贸易的利益集团结合起来，挫败了他（指汉密尔顿——本文作者注）的关税方案。” [13] 但拿破仑推行大陆封锁政策，却无意间为美国形成有机统一的国内市场创造了条件，当时英国利用自己强大的海军优势强征美国海员并劫掠与法国通商的中立国船只，美国的反应是1807年12月22日颁布“禁运法”，禁止美国船只前往外国港口，杰弗逊政府的这一政策，后来导致的是1812年的美英战争。吊诡的是，不与海外通商和与英国的战争，摧毁了海外贸易，却对美国市场形成保护、使其免遭英国商品倾销的影响，同时，由于消费品短缺，刺激了美国本土制造业发展。在战争结束，英国商品再次对美国市场造成压力后，在新兴的制造业院外集团的游说下，美国国会先后于1816、1818、1824、1829年颁布一系列关税率，将税率按价提高到25%以上，有的甚至高达45%。特别是1828年的税则，“给美国工业——特别是棉纺织业、毛纺织业和制铁业——提供了抵制外国竞争的有效保护。这正是美国工业从那时至今一直繁荣的直接原因。” [14]

实施关税保护、推行促进制造业发展的政策，为美国工商业摆脱英国控制、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创造了条件。而随着公路的修建、运河的开凿、汽船的发明，美国国内贸易迅速发展，各州之间建立起密切关系，最终超越了对外贸易。亨利·克莱所力主建立的“美洲体系”成为现实。这位曾任美国众议院议长、后来在约翰·昆西·亚当斯政府任过国务卿的美国贤达，在1820年向美国国会提出一份政治纲领，建议组织以美国为中心的“美洲体系”，它包括四个重点：廉价的土地、运输方面的“国内改革”，国家银行提供贷款，为制造品确立保护性关税，其主要使命是鼓励东北地区发展工业经济，以代替英国的工业经济，工业地区将成为西部农业的市场，而西部的农业地区又将为东部工业提供市场。 [15]

以保护主义政策防范当时居于优势地位的欧洲（主是要英国）资本、商品和技术控制美国经济，美国是在自力更生中保障了自身经济独立，美国的成功在于它拿捏住了尺度，它的开放是有原则和限定的。美国先贤深知保护性政策是落后国家赶上先进国家的必行之道，但美国也成为“先进国家”后，就不一定还要这么做了。南北战争中的英雄、后来也做过总统的格兰特，就曾这样说：“英国依靠贸易保护区达数世纪之久，把它推行到了极点并获得良好的结果。毫无疑问，英国今天之所以如此强大，应当归功于这一制度。两个世纪之后，因为保护贸易已无利可图，英国便开始发觉宜于采取自由贸易政策。那么，先生们，由于我对本国的了解，我深信，不出200年，美国从保护贸易中得到了她所能得到的一切的时候，自然也会采取自由贸易的政策。” [16] 实际上，在格兰特说出这番话不久，美国以经济强国面貌登上世界舞台，就开始张开双臂热情拥抱自由贸易了。

三、日本：没有“市场”意识的国家

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下半叶的日本，为维护自身发展主动权，无论在意识还是方法上，也给世人留下了经典范例。1853年，当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率舰队抵达日本江户湾停泊时，在幕府统治闭关锁国数百年的这个岛国，一下子如遭雷击，从上到下不知如何应对。史称“黑船来袭”的这次外部冲击，使沉睡中的日本人猛醒过来，于是便有1868年的“明治维新”。

与同期的俄罗斯大举引进外来资本不同，日本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历程，从一开始就立足于自身力量，是在外国投资极少的情况下完成的。1892年，赫伯特·斯宾塞给他的朋友、当时日本驻美国公使金子坚太郎提出忠吉：“日本的政策应该是尽可能避免与美国人和欧洲人亲近……不应让其他种族的人获得更多的特权。很明显，你正在建议，通过修改与欧洲各国和美国订立的条约，让整个帝国向外国人和外国资本开放。我感到遗撼，这是一种致命的政策。如果你希望知道可能会产生什么后果，就研究一下印度的历史吧。” [17] 日本后来还是没有选择与西方“亲近”，最终结果是经济上的独立自主。

早在1870年代初，日本就颇有远见地阻止外国资本在日本投资，已在日本开业的外资企业则由政府买回，其中就包括高岛煤矿（英国和荷兰的资本）、美国太平洋轮船公司和英、法两国的邮政机构。到1880年代初期，日本国内已基本不见外国资本的踪影。

日本对外资的讳莫如深可谓一以贯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从战争废墟中着手重建时，面对巨大的经济困难，日本国内曾在1940年代末围绕国外投资和1960年代后期围绕投资自由化，发生了争论，大多数经济学家还是坚持对外资说“不”。吉田茂首相的顾问、“御三家”之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有则广巳，就力主日本最好靠自己的努力实现经济复苏，大量外资的主导地位和过度外资化会导致本国丧失独立自主的经济地位，在他看来，外资不是一个如何积累资本的技术问题或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关于国家主权和劳动者权益的政治问题。他说：“没有经济独立，日本就不会有政治和外交独立。在我们考虑日本人民的幸福与和平时，我们必须有一个可以作出独立判断的基础。” [18]

战后日本的政府官员、商界领袖、知识分子和评论家普遍相信，维持最低限度的外资是保护民族利益的正确策略。1949年道奇计划实施、特别是在1960年代后日本经济进一步被纳入国际体系后，日本被迫对外开放商品和资本市场，不少日本人认为这是第二次“黑船”来袭，但最终日本还是化解了困局，原因至少有两个：一是经济发展战略选择得当，一贯坚持战略产业先行，使日本在对外开放后有经济竞争力，同时，更加致力于在政府引导下，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这条技术立国的路线，一时走得颇是艰难，但长远效果却好处多多。二是战后日本在解散财阀体制后，又形成了独特的关联公司结构，这使外资很难吞并和控制日本企业。

工业化和现代化是要有资本的，不愿意利用外资，那么，资本从哪里来呢？日本走的是一条对本民族进行的内向型积累的路子。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提取农业剩余。在改进农业生产率的同时，也加大了农业税负的收取力度，1871年至1875年间，土地税占日本政府全部税收的85%至93.2%，而且在1896年以前一直不少于50%。 为“殖产兴业”和“富国强兵”，日本农民做出了巨大牺牲，当时农民收入急剧下降，1883年至1890年间，大约有36.8万农民由于无力缴纳税金而丧失了自己的土地。 [19] 农民困苦到了什么程度？上世纪80年代曾在中国热播的日本电视剧《阿信》，里面有阿信在少年时代曾到地主家打童工的剧情，所处时代大致是1905年日俄战争前后，大量日本农民穷到了不能维持一日三餐的地步。另一个是，工人的工资被压得很低。在政府的支持下，“明治维新”后相当长时间内，日本工人都处在工作时间长、而酬劳很低的状况，这也为工业积累创造了条件。

在筹划工业发展时，日本直接瞄准国际前沿，所考虑的不是能不能变现、马上赚钱，而是能不能在技术和产品上与西方“文明”国家并驾齐驱，在外来压力面前保家卫国。具体来说主要是两点：

一是日本所不惜血本重点发展的，是工业体系里最有利于国家安全的“硬”的部分，也即所谓战略产业。“租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造船”，在维新运动开展后，日本马上急切地直奔当时最能代表工业水平的钢铁和造船业，在买进外国舰艇的同时，设立官营造船所，今天日本的大型造船企业，如石川岛造船所、三菱长崎造船所、川崎造船所等，都从官营造船所演变而来。中日甲午战争前夕，官营造船还只能承担船舶修理业务，为推动造船业发展，日本政府不断出台政策扶持，1896年制订了造船奖励法，1899修订航海奖励法，这些措施使日本造船业的技术水准快速提高。1907年，三菱长崎造船所建造的客轮天洋丸和地洋丸，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1911年，日本关税自主权回复，船舶输入税金上升，进一步促进了船舶自给化。

自己造船对当时的日本来说，明显是没有经济效益的反市场行为。1897到1913年，川崎造船所总利润821万日元，如果扣除政府奖励金251万日元，利润不到600万日元；如果只计算民用船舶，利润257万日元，但扣除政府奖励金208万日元后，就剩下不到40万日元了，基本没有赢利，造船还不如买船。

在致力于自己造船的同时，日本还采用类似于美国的措施，鼓励用日本的船舶搞海洋航运。当时无论远洋运输还是日本各港口间的转运，都由几家外国海运公司经营。1875年，明治政府免费或低价为国内航运公司提供大量船舶，并每年提供补助金，在政府的保护下与英美的海运公司竞争。后来又以行政手段，成立了日本邮船会社。1899修订航海奖励法，如果航运业者使用外国船舶，补助金半减。这些办法，在很长时间内都是不讲效益的，但它成功培养起了日本独立的造船和航运能力。

同期建立的八幡制铁所（新日铁的前身），同样在很长时间内，也是没有效益的，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1914年，八幡制铁所的利润率只有4.9%，而当时日本的国债利率为5.3%，没有政府的死力扶持，八幡制铁所是办不下去的，截止到1914年，日本政府给这家企业的补助金，累计达到5600万日元。

二是走的是技术技能蓄积，而非技术技能节约的发展路子。一般来说，从后进国家到先进国家，有两种路子，一种是“技术技能节约的发展”，即从最简单的低技术的组装开始，工业化到一定程度后，人力、土地、资源等成本上升，会压迫产业升级。但这种类型的发展，从以往情况看，很难逸出组装的范畴，通过此路径迈进为先进国家的，还没有出现。另一种是“技术技能蓄积的发展”，先从来料加工做起，逐渐向高端技术和产业挺进。这两条路子，开始时都需要从海外引入技术和装备，但不同的是，前者始终无法摆脱外部技术和装备的依赖，而后者到可通过消化吸收，逐步过渡到立足于自身技术和装备迈向更高程度工业化。日本走的是后一条路子，不断提升国民素质，不断推进知识技术积累，先行发展战略产业。

1868年“明治维新”刚刚展开之际，日本还是一个与中国清朝一般无异的落后国家，后经励精图志艰苦奋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工业化上已与西方国家处在同一阵列。二战以日本战败而结束，在新的国际体系及“非战条款”等的制约下，日本不能再把主要人力物力财力用于发展与战争能力相关的工业技术， 转而走向另一个战场——经济战场。为推动战后重建和参与国际竞争，日本再次在国家发展战略上选择技术立国路线，直接瞄准产业前沿展开角逐。在1950年代初期，日本国内围绕是优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还是技术密集型产业，曾有两派不同意见，一派主张按照国际分工与比较优势理论，日本应把主要精力放在轻纺工业，另一派认为必须把重工业，特别是汽车等综合机械加工、冶金和化学工业作为重点发展的主力产业。日本通产省于1952年确定了后一种方案，1960年的池田勇人内阁所制定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核心也是优先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当时日本在经济技术上明显与美国有很大差距，技术和资金都十分不足，日本产品在国际上享有质量低劣的恶名，一些关键技术和设备还依赖进口，“技术立国”的路线实施后，较长时间都面临国际收支失衡问题，承受了相当大的国内国际压力。日本没有动摇既定的战略安排，经过艰苦努力，终于建立起世界一流的技术密集型产业，日本产品在世界范围内逐渐成了质量和品质的代名词。

从“明治维新”到“第二次开国”和日本于1968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整整一百年时间。一个世纪的历程里，日本在经济产业结构和指导思想上有不少变化，如1930年前自由放任主义曾烜赫一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战后一段时间奉行管制经济，1950年代转向推动出口，1960步入高增长和自由化，然而，在扶持国家发展的体制和理论上，基本原则却长期保持了高度稳定，只不过在不同时期又赋予了新的含义、有不同的表现罢了。

有两个基本原则最能体现国家发展的日本特性。一个是，以战略的眼光看待经济，也就是说经济发展要满足国家战略需要，这种经济战略观主张国家对经济发展进行指导和干预、主张优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性产业、主张生产优先于消费、主张形成独立自主的生产能力。在非常时期，这有利于经济发展服从于战争需要；在战后重建时期，这有利于组织参与国际经济竞争。无论二战之前还是之后，日本经济的产业结构都以重化工业为主，在战前是集中于武器的生产、保障了日本的战争能力，在战后是集中于民用商品的生产、支撑了日本经济的国际竞争力。

另一个是，强调竞争优势而非比较优势，为此致力于建立内生的创新研发体系，不断推进产业升级换代，并为防止过度竞争，通过组织卡特尔、统制会，或者通过政府规制与非市场治理结构相结合，扶持起大企业形成“寡占竞争” [20] 。

在这两个基本原则指导下，日本的经济体制和经济学家的思想状态，与现今流行的主流经济学教科书南辕北辙，日本的企业管理活动是反利润原则的，与盎格鲁-撒克逊式股东利益居首的资本主义模式不同，日本资本主义通过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和以企业内工会为标志的日本式管理，来促进生产率的提升。日本力推的竞争优势，也与强调资源配置效率的新古典经济学对不上调。如果说现代经济就是市场经济的话，那么，从很多方面看，日本都是一个不讲“市场”的国家。

很长时间内，左右日本经济产业政策制定的的经济学家们，也都并非亚当·斯密、马歇尔的信徒，有泽广巳、都留重人、中山伊知郎、下村治等人，或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或者信奉熊彼特的创新概念为核心的竞争优势理论，或者信奉凯恩斯的需求管理理论，苏联的工业化、罗斯福的新政与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等不同国家在面临危机时的选择，都对日本产生了重大影响。

战略即选择，选择有回报，但也是有代价的。排斥外资、技术立国、战略产业先行的选择，苦的是日本百姓。重化学工业要慢慢积累才会产生经济效益，在此过程中需要国家大量补助，为此提取农业剩余、压迫工人工资，百年时间，大多数日本人都是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大量的人成为天皇的弃民，不少日本人在此期间移民拉美甚至菲律宾。苦尽则甘来，在通过艰苦奋斗跃升为先达国家后，日本人的这段经历，早已成为过去。

日本在一个世纪里有别于其他“失败”国家的发展战略选择，总体来说是成功的，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上半叶的相当长时间内，有效维护了日本的国家安全、拓展了日本的国家利益。独立自主的技术体系和产业生产，为日本积蓄了战争能力，改变了日本与西方列强的军事力量对比，也增强了日本人的自信心，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以日本胜利而告终，绝非偶然。而在二战结束以后，又使日本很快成为极具经济竞争力的先达国家。“日本之所以能够在独立的经济发展中成为独特的成功的旗帜，主要原因之一乃是它无论在19世纪中叶门户开放以前或以后，都始终保持着不受外来经济影响或支配的自由。” [21] 二战以日本成为可耻的“战败国”而落幕，此与日本国家大战略的失误有关，而与发展战略无关。

顺带说一下。治外法权是国家丧失发展主动权、其实也是丧失主权的一个标志。西方列强19世纪下半叶与日本接触之初，也曾逼迫日本签订不平等条约，日本被剥夺了在它的港口中对外籍国民的法律管辖权和修改对外贸易关税的权利。“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决心根除这种不平等，首先在国内制定并实行了各种现代法规，接着便通过外交努力，于1894年说服英国和美国在5年后终它们在日本的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到1899年，所有列强都放弃了它们在日本的特权，日本成为打破西方控制锁链的第一个亚洲国家。奥斯曼帝国的“外侨权益制度”及其破坏性影响，没有在日本重演。

发展权掌握在自己手上的国家前途无限。美国、日本在向现代国家转变伊始，都曾面临发展主动权被剥夺的危险，美国在经济上有可能被母国英国所继续殖民，日本一度也受“不平等条约”困扰。这两个国家都是在独立自主的强烈国家意愿下，坚决有序地推进有关发展战略安排，从而有效规避了发展陷阱，重新把握和培育起了发展主动权，国家发展没有受到外来资本、技术的控制，国内市场也掌握在自己手中。它们过往在在发展工业技术、培育发展主动权时，都非常注意两个问题：其一，是否有利于国家安全；其二，是否有利于形成竞争优势。完好解决了这两个问题，才使国家在非常时候能够应付危机，在平时状态能够控制挑战。这种理念一直贯穿到了今天，日本人强调要有经济战略观，而在美国，上世纪80年代则是战略经济学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