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军校创办时期中国内部人口、经济与思想分化及其政治影响

 程亚文

内容提要：晚清以来的中国社会，由于外来列强的不断入侵，久已存在的内部人口构成与经济形态差别，特别是南北两大区域系统在人口流动性、人口比重和经济重要性上的分野，被严重激化并发生质变，造成了人口、经济和思想的全面分化。其政治结果首先就是辛亥革命和清王朝的崩溃。黄埔军校是清朝消亡后中国社会还在进一步分化的产物，其创办过程与校内人员和思想状况，反映了当时中国在社会分化的背景下政治分裂的现实。黄埔军校的创办及以其为主体的北伐，是中国社会从军事暴力层面重新弥合人口、经济和思想分化局面的重要努力。北伐的最后胜利为中国实现国家统一和建构现代民族国家奠定了基石，而其局限则通过中国共产党所发动的社会革命所克服。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同时参与了这一过程，也分别从不同维度实践和发展了黄埔精神，它们相互补充，共同推动中国从分裂走向了统一。中国近现史的这一段经历，其经验教训在今天仍有现实启示意义。

关键词：社会分化  战争  黄埔军校  政治影响  启示

1924年6月黄埔军校在广州成立时，当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国民党奉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作为两个性质、宗旨和革命目标并不相同的政治群体，竟然携起手来共建一所现代军官学校，达成了两年时间颇有成效的合作，堪为中国现代史中之一段奇迹。国共两党为何能够携手？而在北伐战争尚未结束、军阀势力尚未最后铲除的1926年，国共两党为何又分道扬镳？其中的恩怨是非，又到底应该如何去看？本文认为，晚清以来中国不断加剧的人口、经济和思想分化，是黄埔军校创办时期中国政治生态的决定因素，而以黄埔军校军为主体的北伐，以及国共两党在内外战中的竞争与合作，则是中国破除旧制度、消除严重的社会分化，和重新实现国家统一、建立新型民族国家的必然途径。

一、晚清以来中国社会内部的人口、经济与思想分化

晚清以来至黄埔军校创立时期的中国社会，一直处在不断分化中。这一分化按照英国史家阿诺德·汤因比的说法，乃是在“挑战—应战”性的文明兴衰更替过程中，中国面对外来挑战无法展现自身的适应性而做出有效应战的结果。随着19世纪中期外来势力的侵入，西方工商业以及新思想传入中国，中国社会结构被迫发生了由传统向现代的持续变迁。这一变迁并不顺利，在此过程中引发了深刻的国家和民族认同危机，中国在政治上一度处于分裂状态，并因此不得不寻求重新进行国家整合。而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带来的内部分化，又是在经济、人口和思想等多个领域同时展开的，不过，由于衣食住行构成了人类的基础性实践活动，“政治、社会和经济的结构左右着道德生活、精神生活和宗教生活的方向” []，本文更倾向于认为，这一分化首先又是发生在经济和人口方面，其次才是在思想观念或精神文化上。

从经济和人口角度说，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人口仍在持续增长，并于1850年前后达到清朝人口最高峰，为4.3亿；与此同时，中国仍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小农经济和农业人口构成了社会的基本层面。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在经济和人口上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人口增长与土地供应不足的矛盾，它成为农民起义与社会动荡的根源。1851在清朝人口达到其最高峰时，发生洪秀全领导的金田起义和长达10余年的太平天国运动，其原因正如何炳棣所说，乃是在“1850年左右中国本部的稻米栽培似乎已经达到饱和点” []。然而，在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及与外部列强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后，随中国被迫打开大门和与外部世界的工商业发展日益融为一体，中国社会的内部动荡，在经济上开始表现为传统农业经济与现代工商业经济的难以调和，而在人口上不再表现为人口增长的压力，而在于人口结构的变更，即由于现代工商业开始传入中国，中国社会开始经历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商业社会的转型，大量农业人口开始转化为现代工商业人口，在此过程中，生活方式的变迁、经济形态的改变，对传统的政治、经济和思想体制，都造成了巨大冲击。

站在今天来看，晚清以来中国社会的激烈分化，及其所反映的清朝在外来压力面临自主推动社会全面转型的极其不成功，与几乎同时间发生在日本的明治维新的成功，形成了鲜明对照。中日在同样事态面前其表现大相径庭，固与两国精英人物对两国事务临机处置能力存有差异有关，但如果深入当时两国的社会结构，又不能不认为，相比日本，晚清所面对的，乃是一个远为复杂的社会系统，其转型不易又并不奇怪。实际上，自清朝中期以来，中国社会内部在经济生活、人员往来上的变化，便已为清末以后的全面分化，以及国家变迁中的种种痛苦，做出了前期准备。主要是在清朝，由于人口迁移路线的变化，中国以秦岭—淮河沿线为界，形成了南北两大地域集团，两大地域集团在经济发展水平和人的思想观念上有异，而且其人口与经济在国家中所占的比重有别。秦岭—淮河一线以南的南方地区，其人口自唐宋以来，已逐渐超过北方。在政区的设置中上，南方也逐渐增多，到清代则尤其为甚。清代前期设置的18省中，位于南方的就有12个。如以山东、河南、陕西、甘肃及其以北地区为北方，以江苏、安徽、湖北、四川以及其以南地区为南方，则南方人口的增长速度要大大超过北方，这也使南方人口比重不断上升，北方人口比重不断下降。1749年，南方各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58.8%，1850年，更增为70.8%。南与北人口之比为7：3。 []与此同时，南方在经济上也在全国占主要地位。南方以长江流域，尤其是下游的江南地区最为富庶。自唐宋以来，江南已逐渐取代中原而成为中国的基本经济区。明清时期，这一地区社会经济更加发展，中央政权的财政几乎“独倚东南”。有人统计，“江苏布政使司所属的苏、松、常、镇、太等四府一州地丁糟粮等项总计比浙江多1倍，比江西多3倍，较湖广多出10余倍。而这五属与浙江的杭、嘉、湖三府漕粮总额竟高达全国3/4。” []

不过，19世纪中期以来由于太平天国战乱和民国时期的一系列重大战争以及人口海外迁移，中国南北人口比重关系在此期间又生了很大变化。与清代中叶，即1749—1850年间的趋势正好相反，北方各省人口比重呈持续增长的趋势：1912年时占全国总人口的33.4%，1928年时为35.3%，1936年为36.9%。北方各省区人口比重的持续上升，与东北、内蒙、新疆等地，尤其是东北地区继续接受大量移民有关。近代工矿业的兴起，无疑也是北方地区赖以维持较多人口的一个重要因素。南方各省区人口比重的下降，一是仍受太平天国战乱的人口巨大损失的影响，二与民国时期一系列重大战争的摧残及大量人口继续迁往海外有关。不过，民国时期中国南北人口比重的相对变动，并没有根本改变中国人口南重北轻的态势。 []在黄埔军校创办十余年后的1935年，据人口学者胡焕庸先生统计，当时中国人口主要集中在瑷珲—腾冲线以东地区，而在东部地区中，南方稻作平原人口密度在400以上，而北方种植旱粮作物的平原地区人口密度则在250—400之间，明显要比南方为低。 []

南方不仅在人口上相对北方明显为多，而且在商品经济上，也一直发育得比北方要好。这可从明清时期留下的众多白话小说、小品文等其他文献中可以反映出来，江南市井生活的商品经济气息，无处不在。而在清代中叶兴起的徽商，名震大江南北。从社会结构上说，明清两代，江南地区乡村人口中真正从事传统农业生产者极少，农民的生计主要靠经济作物的种植和家庭手工业。“早在康熙年间，松江府已已经有百分之七十的乡村人口不再从事传统农业生产。” []

南北方在经济与人口上的差别，在中国与西方产生经济往来特别是西方入侵后进一步加强。西方对中国的干涉和入侵，首先也是从中国南方开始的，而在两次鸦片战争及其他战争后与中国签订的条约，中国国门之洞开，也由南方始并且以南方为主。这种情况，只要看看中国按列强要求所开放的那些通商口岸，以及列强在中国开办的工商业所处地理空间的情况，便一目了然。中国传统的农村和农业结构，近世以来因此首先也是在南方受到挑战，南方的广州是产生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思想的摇篮，“这一地区长久以来深受西方商业及文化的影响，并于同英鸦片战争之后达到高峰。” []而“同19世纪50年代相比，19世纪90年代的中国是迥然不同了。” []一如费正清所说，“当时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在于原有的儒生—农民—手艺人—商人范围之外，军人有了新的社会地位；军官学校出身的军官，取得了过去只给儒生保留的一些特权。地主士绅和商人之间的界限模糊起来了。” []当时大量廉价的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同时绅商开始合流，城市与乡村的分别日益明显，而这一点在南方表现得尤为突出。近代上海开埠后，迅速成为中国对外贸易大港和工商业、金融中心城市，毗邻的苏南浙北农村经济受此促动，也发生了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深刻结构性变化，并因此使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处于全国领先地位。 [11]

除人口构成和经济结构外，晚清以来，南方在思想观念上也与北方出现分别。这不仅表现在商品经济思想在南方更加深入人心，而且体现在吸收和运用外来思想方面，南方也走在北方前面。以20世纪初时出国留学的人员来看，“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积极分子，主要来自四个地区：华中的湖南和湖北，广州地区，长江下游地区和四川省” [12] ，基本都是南方省份，而自北方的相对就少得多 [MS1]  。

中国南北方自晚清以来在人口、经济和思想观念上的分化，在1911年辛亥革命后， 并没有随旧王朝的崩溃而消失，相反，在革命党人未能掌握国家政权、军阀体制在中国出现后，这一分化局面，又在现代工商业在中国的不断扩张中得到增强。特别是在黄埔军校创办前的1914—1918年间，欧洲陷入世界大战，中国基本置身战争之外，并成为欧洲战时经济的商品供应国，这为中国近代工商业发展赢得了较长时间的喘息之机，中国对外贸易的增多，使中国资本阶层得以迅速成长，产业工厂数量也急剧增长。但这种发展在南北方是严重不均衡的，南方远远走在北方前面，故而它不仅没有成为推动国家愈合的力量，反而为国家在政治上分裂，起到了推波助澜之效。

综上所述，在黄埔军校创办的1924年之前，中国实际上已处于经济、人口和社会结构等几乎涉及各个领域的全面转型期。一个传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和结构仍尾大不掉，而正处向在向现代社会转型或说过渡的国家，是很难保持稳定的，“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 [13] 晚清以来的中国社会，无疑也是一个战争和动乱连连的社会，由于中国整体上处于由传统向现代的变迁过程， 同时南方的现代化速度、以及人口与经济规模远远超过北方，这也使得其间的起义和革命多从南方发生，南方地区在近现代历史中对中国的影响更为重要。而在黄埔军校初创的1920年代，中国社会的内部分化，延续以往又主要体现为三种不同的经济、文化和政治要求：

一是在广大南方沿海地区，本身家庭手工业和商品经济就比较发达，而随着西方入侵，主要在南方沿海，这些地区兴起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人口构成也在发生由传统农业人口向现代工商业人口的变迁，人口流动加快，也由此产生现代资本主义文化。以民族工业资本来例，它在全国工业资本中的比重，从1895年到1913年间，由22%上升到70%，而它主要又集中在沿海沿江大中型城市，“截止到1913年，民族资本的企业主要分布在上海、武汉、广州、杭州、无锡、天津、南通等沿海沿江大中城市，其中以上海为最。” [14] 民族[MS2]  工业资本在全国资本中所占比例，从1895年1913年间的变化，反映了中国资产阶层在清末已快速兴起，民族工业资本主要分布在南方地区的事实，又使新兴资产阶层是从南方要求中国建立起与资本主义发展要匹配的政治制度和文化系统。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是以出身广东的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南方革命党人为代表，不是偶然的，是建基于资本主义在南方最先发育、南方经济与人口比重明显高于北方的现实。

二是在广大北方地区，受西方影响相对较小，传统社会结构仍与前期没有产生太大区别，其人口仍以传统农业人口占绝对主导地位，人口流动性相对也比较小，因此在文化和政治观念上，仍高度禀持传统思想。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在此地区的发育生长，相对来说也薄弱得多，而帝制意识形态在此区域仍有深厚土壤。在辛亥革命结束、中华民国成立后，出身于北方的袁世凯立刻就篡夺了民国总统大位，并在其后不久即在北方地区宣传造势意图重建帝制，这一举动在北方的支持为多而在南方为少，无疑反映了当时中国南北方在社会结构与思想观念上的重大分野。这一点到袁世凯之后的北洋军阀时期也仍然存在。

三是同样从清末以来，由于西方入侵而带来的工商业发展与社会变迁，中国社会流动人口的增多，产业工人随着外资企业、洋务企业及商办企业的发展而不断增加。他们大都来自农村，而中国农村又尚未完成土地革命，产业工人与传统农民作为中国社会的底层，人数众多，却处于受压迫地位，他们因此也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要求。在1920年代前后，中国产业工人的人数，也已不在小数，甲午战争前夕约为10万人左右，而到了1913年，则已达到约为630890人，再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的1921年，更达约190万人。 [15] 而其主要分布的六个地区中，又以上海地区和长江口、广州和广东内地以及香港为最重要，也就是说，同样以南方地区为主。 [16]

实际上，当时中国社会已从经济和政治上分化为三个阶层或说利益集团：深受传统思想影响的地主阶层、新兴资产阶段和包括产业工人与农民在内的劳工阶级。这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社会结构颇相类似，当时法国同样分为三个阶层：即地主和贵族阶层、新兴资产阶级与第三等级。法国大革命中不同阶层或利益集团间的分合竞和，同样复制于了中国近现代经历。

二、黄埔军校的革命主张及其内部争论

晚清以来中国国内分化，使中国国家认同从那时起产生了分裂，它所带来的第一个政治结果，就是辛亥革命和清王朝的崩溃。

在清朝崩溃前夕，现代民族主义思想在中国便已有生长和传播，这一方面体现在梁启超等保皇党人的思想中，另一方面也体现在革命党人的思想中。但保皇党人和革命党人在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建构上，旨趣并不相同，也即对什么是“国民国家”，认识不一。 [17] 以孙中山、汪精卫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者，在辛亥革命之前的一段时间内，将中国社会的矛盾，归结为汉满种族矛盾。孙中山创办的同盟会的政治纲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就很好反映了不仅是孙中山，而且事实上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兴起、与维新保皇派相对立的革命派的基本理念。满族对中国的控制原先在共同的儒家文化旗帜下，本来已不存在统治合法性的甄别问题，顶多不过是阶级阶层之别，但在19世纪末至辛亥革命前普遍的民族主义潮流中，17世纪时的反满种族主义思想重新从历史中被唤醒。一起同孙中山参加了清末革命的章太炎，就一再声称自己熏陶于其家族和浙江社会的传统，在这一传统中，保卫汉族、抵抗夷狄，与保卫统治者的正义同等重要。 [18]

革命党人在清朝最后几年重提满族压迫问题，其实不过是新兴资产阶级与传统农耕特权阶层矛盾的另一种表达，当时满清政权恰是后者的代表。代表了传统体制的满清政权，在外来压力面前应变无方，屡屡丧权辱国。19世纪末兴起的以种族主义为基本内容的民族主义，满汉矛盾因此不过是做了一个虚拟的替罪羊。也就是说，在当时中国严重的内外危机面前，中国国内的阶级问题，改头换面是以种族主义为内涵的民族问题而出现。值得注意的是，团结在孙中山周围的反满民族主义，其组织者和活动区域，主要是在中国南方，即使其海外支持者，也基本是出自中国南方的移民及其后代。南方的革命要求与北方的帝制体制之间的不能相容，最后结果是在不断的革命暴力中，1911年中国各省由南及北逐一宣告脱离满清政权，帝制体制就此寿终正寝。

清王朝崩溃后，国家不再有一个统一而权威的政治象征符号，可以超越阶级、种族之别而在广大民众中起到凝聚人心和集结力量的作用，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不仅力量薄弱，而且在革命理论上也存在问题。 [19] 它导致中国国家认同发生进一步分裂，并带来两个不良后果：一是基于种族主义的民族主义在汉民族之外出现，在中国内部诱发民族分裂。辛亥革命之后外蒙古、新疆和西藏等地马上出现独立要求，而外蒙古在苏联的策动下，最终独立并被当时的中华民国所承认。这种结果，不能不说与资产阶级革命者当时在意识形态上的偏失有关，“革命，使中国人民得到一种自决权的革命，却使它在西藏、新疆和蒙古人民面前显出一副殖民帝国主义的形象” [20] ，“革命党人既然把民族与种族等同起来，就很难反对日益发展的蒙古独立运动及独立的蒙古国的建立，也无法应付西藏和新疆的危险局面。” [21] 这一种国家认同问题，可以说其基本指向，在于“要不要留在一个国家”。

二是对未来应该建立起什么样的国家上，也因为革命党人没有及时、和没有能力在建立起政治权威，而使得中国国内各种势力意见严重分歧，并由此导致军阀割据。晚清以来中国在经济、人口方面的变迁，及在变迁过程中造成的内部分化，在清朝崩溃后仍在继续，不可能随中华民国的建立而马上就能实现内部均衡。1911年的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晚清以来形成的中国社会利益集团格局，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地主阶层虽不再奉满清为国号，但却承继了满清的传统农耕特权阶级的身份和利益诉求。袁世凯成为中华民国总统后，不仅便重新在中国恢复帝制的举动，就说明了这一问题。虽然袁世凯本人曾“是帝制朝代中国最积极提倡现代化的人” [22] ，在清王朝行将灭亡之前，袁世凯担任山东巡抚和直隶总督期间，便在所辖地区进行过一系列激进改革，建立了地方政府自治制度、现代警察制度及西式教育制度。

在这种情况下，裂解性的不同利益和政治集团，为解决国家统一问题，或者达成相互妥协，其同致力于改良来缓解内部差异，或者是以革命的暴力手段，将横亘在各种不同意志间、不可调和的利益与愿望强制击破。而在人类历史中，特别是在现代民族国家的生长中，后一种方式更为常见。清朝崩溃后中国寻求国家统一的历程，也没能逃出这个俗套。军事领域的变迁与活动，因此集中反映了清朝崩溃后中国重建国家过程中社会诸方面的矛盾与分化。

黄埔军校于是应运而生。当时中国北有北洋军阀，其政权名义上统管全中国，实际上势力只及北方省份，而南方以广州为中心也成立有革命政权，与北洋政府分庭抗礼。黄埔军校的成立，无疑是当时中国社会内部分裂的产物，一方面它是中国内部特别是南方上至精英下至民众的统一意愿的体现，另一方面又反映了中国总体的分裂格局。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黄埔军校处于中国对外开放的南方最前沿，其管理者与学员绝大部分来自南方，仅此就表明了黄埔军校的南方性，而同样有意味的是，黄埔军校吸收了原处北方的保定军校的人员，这意味着南方的革命意识形态，相比北方军阀政治有着更广泛的吸引力和号召性。二是黄埔军校是诉求革命的新兴资本阶层、劳工阶级等利益集团的联合，他们联手对抗北方军阀和外国势力，在政治理念与经济、文化要求上有共同之处，如都反对外来压迫、反对传统政治制度的复辟等，而与北方地区在经济发展、政治制度与文化上要求不同。三是在黄埔军校内部，又鲜明分别出两种政治派别和文化，他们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要求又很不相同，对未来建设什么样的中国，有着不同的设想。

先说第一个方面。黄埔军校选址南方的广州，并非偶然，当时广州乃是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主要发生地，中国革命力量在北方受挫，只好在南方集结于此。而黄埔军校的创办，又是中华民国成立后一系列政治和军事斗争的结果。在1912年孙中山将中华民国总统之位让与袁世凯后，后者并未如革命者所愿在中国建立起民主共和政权，相反逐步排斥打压革命力量，竭力推进独裁和恢复帝制。在经历“二次革命”及几次倒袁运动的失败后，孙中山终于认识到有党无军的深刻弊端，因此退居广东伊始，就把建立一支由革命党人自己掌握的军队，作为重中之重来考虑和执行。黄埔军校的创办，也正是以此为背景，由于创办者是南方革命力量，这决定了它的革命性质[MS3]  。

再说第二个方面。黄埔军校的创办人员，是由国共两党的精英分子共同组成，他们代表了新兴资产阶级和劳工阶级的意愿，在意识形态和斗争对象上，有很多重合。如都提倡建立新国家，都反对外来压迫和军阀政治。恰如费正清所说：“通商口岸的外国势力和各省军阀政权在大多数深谙世故的中国人眼中成了‘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的罪恶搭档。国民党和共产党一致把这对罪恶的双胞胎看成‘民族主义’的敌人。” [23] 对此作出注脚的有趣一页就是“五卅运动”，当时参加游行的群众队伍，不仅有中华总商会的商人们，也有中国企业中的工人，还有黄埔军校的学生。而在黄埔军校中，一段时间内其宣传舆论阵地，大部被中共所掌握。诚如蒋介石所说：“本党（指中国国民党——本文作者注）所有的宣传机关和言论机关，可以讲到统统都属诸CP同志，就是我们的党报——《民国日报》、《国民新闻》，这样的机关报，也完全是交CP同志来办。要晓得，这完全是信任CP同志能够同我们国民党合作到底。” [24]

最后来说第三个方面。黄埔军校的创办者国共两党，虽然共同构成了当时中国革命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负载者，但在民族主义的革命目标上，两者又同中有异。黄埔军校初创时期的中国国民党，右派的“主要兴趣是在民族革命的基础上联合各个阶层开展反帝斗争而非用阶级战争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25] ，这实际上决定了当时国共两党在旨趣上的分别，国民党在力图“代表”整个中国的同时，又尤其反映了新兴的民族资本的愿望和需求。而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列主义作为自己的思想指南，即便是革命的民族主义，也不能违背马列主义的基本精神。中共因此是代表了劳工阶级的利益与要求，所期望建立的并不是由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国家，而是无产阶级专政。这决定了在国共合作有其底线，一旦共同敌人消失，双方的分歧便压过共同点。

黄埔军校内这两种政治派别及其政治目标上的差异，从黄埔建军伊始便已存在，而它们在黄埔军校中又各有基础并在后来各有发展。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黄埔军校的学员构成决定的。黄埔军校创办后，其生源一部来自各地推荐，更大部分来自直接向社会招收。而当时中国社会已处于从农业社会向现代工商业社会转型的变迁，传统生活在农村的大量民众开始脱离农业生活方式，来到城市成为自由民，而原本生活于城市的人口其流动性也在加大。然而，正在兴起的工商业和城市，一时并无足够容量来为日益增多的流动人口提供工作机会。在旧的社会体制无法和平实现现代性转换，需要军事暴力来破旧立新的情况下，一部分流动人口进入军队，便自然而然，“到处都有剩余的流民，他们在城市间寻找工作不得，只有当兵，否则落草为匪。” [26] 中国社会在黄埔军校创办时期的情况，不过是克隆了拿破仑时期的法国和英国而已，当时这两国同样处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农业人口向现代工商业人口转型的过程中，这两国军队同样大量吸收了城市中的流民，军队和战争起到了收容过剩人口、对这部分人口进行国家投资的功效。 [27] 这一过程对一个国家的现代性转换来说，有着很大的普遍性，美国南北战争时军队的急剧膨胀，一大部分原因也是由于美国人口在19世纪上半叶增长速度超过了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速度，而战争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个不得已手段。军队的人员构成也决定了军队的思想意识形态。由于黄埔军校学员主要来自青年学生、城市无业者和由农村来到城市的流民，学员有思想意识上，因此小资产阶级和劳工阶级的成份皆有，国共两党在学员中皆有大量支持者，也就不足为怪。从实际表现来看，在黄埔军校创办之后，校内教职员工和学员，明显在意识形态上分化为了两个派别且在合作中有斗争，当时军校学员中成立有多个协会或学会，但政治立场、革命目标和思想旨趣却大不相同。这种分别又充分体现在两个主要派别——偏向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偏向国民党右派的孙文主义学会（其前身为中山主义学会）间的斗争上。 [28]

黄埔军校因此既是一个有着最低政治目标的政治、思想共同体，也是一个从初始成立起就存在着明显内部分歧的政治集团复合体。国共双方同时在黄埔军校中生存，反映了当时国共两党在政治目标和意识形态间的歧异，尚远小于他们与北方军阀之间在政治上的不能相容。这三者之间的不同可约略类比于法国大革命发生之际法国资产阶级、第三等级与传统贵族阶层和王权这三者之间在政治信仰上的迥异，在法国大革命之初，法国资产阶级联合第三等级共同剥夺王室和贵族地主阶层的特权，而在王室和贵族特权被推翻之后，资产阶级与第三等级之间的冲撞才浮上水面。

三、以黄埔军为主体的北伐及其后继影响

在黄埔军校练兵到达一定规模后，其志业就是北伐以实现国家统一。经过连年征战，蒋介石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终于达成目标，于1928年占领北京并使国民政府得到国际承认，同时“东北王”张作霖之子张学良率部“易帜”归顺国民政府，中国实现了名义上的统一。

黄埔军校及其事业，在中国近现史上的功用，就在于以军事手段，彻底破除旧制度的残余，以弥合在晚清以来多方面分化的国家和社会，和塑造相对均一的社会结构与国家制度系统。早期的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由于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以“三民主义”作为自己主要的意识形态，其军事力量和政治追求，在新兴的资产阶级、包括城市产业工人和乡村农民在内的劳工阶层中，有着广泛的代表性。黄埔军校及北伐的革命性质，由此分隔了两个中国：一个深受传统帝制思维影响、在社会结构上也保持传统的中国（尽管北洋政府后来并非实行帝制）；另一个是伸张对外独立和内部平权的中国。黄埔军校及其北伐在当时的革命性，按照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话说，是国民革命体现了当时上升阶段的阶级的意愿和要求，他们在政治上初步成熟，“能够把握本民族长远的经济政治‘权力’利益而且有能力在任何情况下把这一利益置于任何其他考虑之上。” [29] 而北方军阀及其统治已明显表现出落后性，以黄埔军校军为主体的国民革命军在北伐过程中势如破竹，通过一系列战争最后实现国家统一，因此实有其然。革命力量同时掌握了两个富有号召力的政治符号：其一就是反对外来压迫，致力于民族解放，这与北洋军阀们的对外勾结，形成鲜明对照；二是致力于内部平权，反对传统权力结构，这也在大部分人群中具有号召力。也因于此，革命在当时中国，有其政治合法性，这也是后来日本威胁加重后，蒋介石可以以抗日为名义号令诸侯、迫使其他军阀势力归顺，以及张学良东北易帜的原因所在。而在北伐成功中国取得初步统一后，中国的主权得到恢复，一些不平等条约逐步废除，中国重新出现了一个统一国家的样态，它也表明黄埔军校及其北伐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

黄埔军校功业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南方革命势力对北方军阀政治的胜利。国民革命军最后之所以能够成功，其中的主要原因，不仅在于革命意识形态在当时中国更多的人群中具有号召力，国民革命享有道义优势，而且也在于南北双方的战略能力对比上，南方明显强于北方。这种战略能力体现在多个方面，包括南方人口相对北方的优势、南方在现代工商业和金融以及经济总量上也比北方强盛等。从当时中国的南北差异以及蕴含在南北差异中的阶层或利益集团差异来看，南方对北方的胜利，也是新兴资产阶级和广大劳工阶层对传统乡绅地主阶层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制度的胜利，这一胜利在1928年北伐结束、国家初步统一后，又以一定的制度形式得以确定。按照旅美史家黄仁宇的说法，这乃体现在国民党在打破旧制度后，在中国城市中推行大工业化建设和创建各种行政与商业制度，使中国社会的“高层机构”实现了翻转。 [30]

附表：1912～1953年南北人口分布的变动 [31]

但是，黄埔军校及其以其为主体的北伐，只是在中国社会内部破除了经济、人口、文化和政治等差别中的一部分，在北方的传统制度臣服于南方的现代制度后，晚清以来形成的三大阶层或利益集团，后来演变为两大阶层之间的对立：即新兴资产阶级与广大劳工阶级之间的不同愿望要求。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过程，也是中国国民党逐步扬弃“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过程，在取得全国政权后，国民党在黄埔军校初创时期对新兴产业工人和乡村农民的关注，急剧减少，“南京政府对现代金融、外贸、国际交往及交通和通讯的熟悉程度远胜于它对中国内地农村的了解，醉心于现代事物的官僚一到农村则往往感到不快。” [32] 相反南京政府以在中国推进大工业为已任，而对在农村建立黄仁宇所说的“低层机构”，即通过发动农民和产业工人参与社会革命毫无兴趣，国民党的革命精神，在全国政权取得后也旋告消退。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代表的大工业和金融力量与其经济、政治追求，与共产党代表的农民阶层和产业工人的经济、政治愿望，它们之间越来越难以调和。“通过组织工厂工人和乡村农民发动社会革命，这本来也可能成为一种选择，但革命领导层的主要人物最终背叛了社会革命，镇压群众运动，并在维护国家统一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基础上巩固了政权。” [33] 与北伐战争前相比，中国内部矛盾的加重和社会分化，不再如以往那样是传统农耕社会制度系统与新兴资产阶级、产业工人和农民之间的矛盾，前者已被北伐的革命力量所摧毁，不再能够作为一支强大的力量而起到作用。而新兴资产阶级与产业工人和农民之间不同的利益要求，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是北伐初步实现中国重新统一后，中国后来又陷入内战的原因所在。

从北伐战争将告结束的1927年起至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社会的两种不同阶级或利益集团间的冲撞和分裂，不仅没有减轻，反而不断加重。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曾被称作为民国经济史的黄金十年，“那时候大局甫定，早期的、清末的那种所谓制度变革的上层斗争已经完成，所以民国初年，精英阶层的共识是认为我们从新文化运动进入制度进步时代，主要是用西方现代制度和工业化道路来构建中国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所以民国初年的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同时带动了农业的所谓区域化种植、商品化生产、产业化经营。小农的生产和消费的商业化程度增加……但也就在那个时代，出现了社会两极分化、农村衰败、小农破产、流民的增加和农民革命运动兴起。” [34] 现代性有助于稳定，但现代化则是在破坏中重建秩序，往往意味着动乱。中国历史在晚清以来屡屡验证了这一命题，而1927～1937年间的经历更有典型性。北伐成功后，旧式的军阀之战在中原大战结束之际已告退出中国历史舞台，但接踵而至的就是国共内战，同时不久又面临外敌入侵。而在内战发生的情况下，国共两党又得以实现第二次合作，乃是黄埔建军时期共同信仰与追求的某些部分，如两党都反对外来压迫，都以民族解放为已任，到后来也仍然存在而且在1937年后外敌入侵重新成为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使然。

黄埔军校及其北伐没有一劳永逸地解决晚清以来中国的内部分化状况，不过，由黄埔军校和北伐所推广普及的民族主义思想，在1927年中共建军之后的中国内外战中，又分别被国共两党进一步发展创造，他们共同为促进中国内部分化的消除，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在辛亥革命之后，南方革命力量以及后来的中国共产党，均看到了国内社会分化与由此带来的民族分裂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因此在很长时间内，二者均致力于对此进行纠偏。孙中山及国民党人的努力，很大部分在于更新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并落实在实际的军事、战争和政治中。在推翻满清王朝后，孙中山所面临的，已不再是推翻旧的异族王朝的使命，而是如何重建一个新国家。中华民国成立后国家和民族分裂局面的出现，使孙中山与国民党人意识到了早期基于种族主义的反满民族主义思想的局限，以及革命没有在广大群众中产生强大号召力、因而遭受挫折的事实，因此后来对民族主义思想，进行了许多创新，使之成为一种更具包容性、更有社会发动能力的思想意识形态。其要在于两方面：一是充分考虑到中国乃是一个多种族或多民族国家的现实，提出了超越种族、血缘（族裔）、文化的“五族共和”“中华民族”概念，促进了政权民族主义在中国的成长和国家统一大业的完成，二是关照中国社会存在着剥削者与被剥削者、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现实，致力于通过土地革命、民主革命等手段，来达成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公民均权目标。 [35] 黄埔军校以校训和校歌等表达出来的所谓黄埔精神，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36]

而在共产党方面，其政治旨趣与目标，更在通过社会革命实现内部均权和消除民族隔阂。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接过了孙中山的“土地革命”和“中华民族”论述，一方面致力于内部平均地权，以创造在权利上相对均一的公民社会，促使现代民族国家认同的产生；另一方面，又发扬了孙中山的“中华民族”思想，致力于民族整合，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同样的土地政策。同时，又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不同的民族间建立意识形态与奋斗目标的共同性，将阶级问题和民族问题合而为一，通过消除阶级差别来消除民族隔阂。颇有意味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中国共产党人遵从中国明清以来政治传统，将首都再次建于中国北方的北京，并加强了对北方地区的工业投资，此些举措当然怀有以此消除晚清以来中国南北方在经济和人口上发展不平衡的考虑[MS4]  。

四、结论与反思

一个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商业社会转型的国家，容易产生社会制度更新速度跟不上社会变迁速度间的不均衡，在前者远远落后于后者的情况下，一个国家和社会就容易在内部产生经济、人口和文化上的严重分化，进而撕裂社会，使不同阶层或说利益集团间产生深刻鸿沟，导致社会动荡、政治对立甚至国家分裂。这一景观在近两百年间许多国家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商业社会的转型中，多次出现。法国在1789年大革命、君主制和贵族特权被掀翻以后，一直到20世纪上半叶的很长时间内，就曾经常性面临“两个法国”——天主教法国与新教法国、君主制法国与共和制法国、城市法国与乡村法国间的争斗，并因此内乱不体。而这也见于美国在19世纪中期的历史进程中，北方的资本主义经济和文化，与南方的种植园经济与奴隶制文化，并存于当时的美国并势不两立，最后的结果是美国内战。在北方胜利之后，美国才重新实现国家统一，和使全国建立起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文化，美国真正成为一个民族和建立起现代民族国家，实际上也是在南北战争之后才得以完成。 [37]

中国晚清君主政权的崩溃以及辛亥革命后所经历的较长时间政治分裂，也是晚清以来中国面临外来压力，在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商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社会内部发生了深刻的经济、人口与文化分化的结果。与法美等国维护国家统一的历程一样，最后只有通过战争和暴力，才逐渐打破旧的社会结构和制度系统，缓解了社会内部不同阶层或说利益集团间在权力和权利上严重的不平衡，并建立起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相对均一的现代民族国家。黄埔军校于1920年代在政治分裂的中国出现于中国南方，因此是历史的必然，其功业是20世纪上半叶在中国大地上战争与政治过程的一部分，但又是极其重要的一部分。这种军事制度与上的创新及其战争实践，对促进现代民族主义在中国的生长，和消除与缓解晚清以来中国的内部分化，增进国家统一和重建新国家，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中国近现代史的这一段历程，一方面使人们更清楚地理解到中国近现代史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提醒人们，在扬弃传统社会结构和制度系统、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公民之间、不同区域之间相对均一的经济、人口构成和思想文化，是相对均一的政治认同的基本来源，如果前者发生分化，那么，国家认同就可以产生危机，社会就可能面临动荡。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内部在横向的不同地区之间、在竖向的不同阶层之间，都应避免产生经济发展水平及相关经济政治权利与文化要求的严重分化。这一点，直至今天未尝不仍然是值得汲取的经验教训。

写于2006年11～12月，北京厢红旗